第二章 心所具有：情感、信念和健康
1994年3月，波士顿一位退休牧师威廉在他的二楼寓所中，几个奎副武装的警察为搜查毒品突然闯了进去。他们将这桩75岁的老人赶进卧室并命令其趴在地板上。他发作了致命的心脏病，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这是“明显固情感紧张所致”。可悲的是，后来警察承认他们在这幢四层的公寓楼偶然闯错了房间。
1 995年2月，阿尔伯克基一一露丝·棒德曼最怕的是自己会首先死去，而把她50 多岁的多病丈夫一人留在她俩共同居住的康复院里。但在一十星期三早晨10点10分，她的丈夫赫伯特·肆德蔓突然中风死去。65分钟后，一直患着乳腺癌的露韭也断了最后一口气。老俩口的一个士儿告诉《阿尔伯克基》杂志记者：“仿佛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死亡时问。”
在直觉水平上，我们的文化似乎对情感和思想等心理现象能明显影响身体健康表示赞同。请看如下说法的普遍性：“怕得要命”和“急出了病”；再回想一下你所。听说过的有人天天锻炼“生活意志”或死于“心碎”的故事。当今的科学家最终能收集到支持这种久被怀疑的心身相关存在的可靠证据。
测试这种相关性的一条途径，可以是在同一人体上观察不同的心象。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可以通过观察多重人格化的人来傲到这一点。顾名思义，这种病的患者发展了两种或更 多的人格，在某时某刻，其中有一种人格占主导地位。例如，经过数年，治疗人员发现，一种人格可以对猫过敏，而另一种人格时却丝毫不受影响。
南佛罗里达大学的精神病和行为疗法教授尼古拉·霍尔(Nicholas Hall)博士，最近描述了一个病例，称一位妇女具有200多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在一项独特的研究中，霍尔和同事们将一条导管插入到这位妇女的血管中，当她从一种人格转换到另一人格过程中，每4小时抽取一次血样。所取血样用于检测免疫系统功能，而这些功能在各种人格之间明显地不同。在无多重人格的对照被试者身上，同样的检测却几乎没有变化早
霍尔研究中的这位妇女，似乎满足了确认为多重人格化的所有标准。然而，很明显，她因主格的地和剐格的她获得的许多人格受人注意而欢欣。如果她在研究中夸大了某些性状去取悦研究者又该怎么办？实际上，她在研究中是否夸大甚至“行骗”都无所谓，因为在任一种方式下她的免疫功能都发生了变化。
另一项有趣的研究是，霍尔和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都使用了职业演员作筏试者，因为演员可以有意识地使自己舶情绪在瞬间发生巨大变化。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肯门尼(Margaret Kemfny)博上注意到，用教学法训练出来的演员，可以通过自己的记忆和感觉人为地创造真实情感来谋生。在1994年的一项研究中，肯门尼和他的同事们在这些教学法训练的演员被诱导出正反情绪的前后检测了血样，他们发现情绪变化一直影响着免疫功能。这为情绪影响健康提供了卫一个理论依据。
一触即发
突如其来的极端忧伤甚至能导致死亡，这一说法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让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中收载的～则圣经故事。一个叫阿纳尼亚斯的人因不诚实地扣留了一部分卖地产的收益，而受到了使徒彼得的严厉惩罚。阿纳尼亚斯“听到这些话后倒在地上，并且交出了灵魂。”3个小时后，他的妻子萨菲拉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她犯有同样的不诚实行为也被严厉地惩罚了，也同样倒地而死去。
强烈情感感反应真的能启动潜在的致死心脏病发作吗？默里·米托曼(Murray Mittleman)博士领导的一项研究最近试图解答这一问题。米托曼是哈佛医学院和新英格兰德康尼斯医院的医学讲师，他在美国心脏学会1994年年会上递交了自己的研究报告。他说：“许多其他研究者都把眼光放在了心脏病的长期风险因子上，如吸烟、高血压和血液胆固醇上，但我们对立即致死的因子更有兴趣。’’
由米托曼及其同事研究了53所医院的1 623名几天内发作心脏病的男人和女人。病人被要求给自己发作心脏病时两小时中的感情冲动程度打分，打分从“平静”到“大发雷霆和勃然大怒”，分7分。然后，将这些感情冲动分数，与患者对自己过去一年中日常发怒频率和强度自己评分的分数作比较。研究者发现，在触发中等或更强发怒的两小时中，发作心脏病的平均风险上升了2.3倍。
“极度恐惧与突然死亡之间的关系的证据一样令人信服”。_大自然用1 994年地震袭击洛杉矶地区的形式给出了一个极其凄凉的演示”。这是两位来自洛杉矶的乐善好施者医院的医生，交给美国心脏病学会1 9 95年年会的两篇论文标题。这两位医生查阅了验尸署的死亡名单后发现，在地震当天心脏病突发的风险的确比前几天明显上升了。
死亡之日
一般人总是相信人们对自己的死亡时间有一定的控制权。举个例子，76岁的里昂·德伊(I，eon Day)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黑人棒球球星．1 095年3月1 3日久病不治去世。德伊的妹妹告诉《联合报》记者，她相信她哥哥一直弥留着等到某委员会投票是否选他进入棒球名人遗物收藏馆。3月7日他人选。6天以后，他便辞世丽去。
这种事倒不仅是巧合。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有几项研究找到了死亡日期与个人重大象征性诱因之间的相关性。重大象征性诱因指称为周年反应的效应。这些象征性诱因可以““死亡线”或“生命线”的形式表现。死亡线是令人恐惧的事件。倒如，一些研究结果暗示，有的人一旦达到父亲或母亲去世的年龄时可能会生病和死去。
相比之下，生命线是受人欢迎的事件。传说死亡有时要延滞到喜庆之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llips)博士领导了一项研究，通过观察加利福尼亚华人后裔中死亡与中秋节之间的相关性测试了这种观念。这一中国人重大节庆的主角是家庭中年长妇女，她们要负责准备丰盛的佳肴和指挥自己的女儿和儿媳们的工作。研究者们发现，节日前一周期间，华裔老年妇女的死亡率比概率预测的死亡率低得多，而节日之后一星期内的死亡率却大大上升到期望值以上。这种落涨效应似乎暂时控制了某些人的死亡，但它在华裔老年男人或年轻妇女中并束见到。
人格的A、B、C类型
在具有多重人格的个别人中，有时其中的一种可以选出来作“神医”，这种人格似乎比其他人格少一些病症。在心理健康的^群中，有～些行为类型比其他类型的发病率或者高或者低。这些类型最著名的便是A型、B型和c型人格。
这方面研究的先驱，是梅耶·佛里德曼( MeyerFriedman)博士和雷·诺森曼(Ray Rosenman)博士。他们撰词“A行为型”来描述～类人格特征，包括过度竞争性、寻衅性、急躁和时间紧促折磨感。B行为型指不具上述特性的人。回溯到50年代，这两位心脏病专家首先开始怀疑A型人格与冠心病之间可能有一定联系。他们在1974年出版的《A型行为与您的心脏》一书中，重新计数了请一位皮匠到他们的候诊室米修理椅子的次数。这位匠人对医生的病人类型产生了好奇心，因为这些椅子只是前缘被磨坏了。很明显，那些是称为“焦急等待,（原文为双关语，另一个意思是“只坐椅边”。——译者注）的病人难熬时光，不耐烦地等待着生命的新转折。
在1961年至1 9 66年间，佛里德曼和诺森曼及他们的同事进行了大型研究，证明了A型行为是引发冠心病的重要风险因素。3000名最初健康的男人，研究开始时为39～59岁，8～9年后检查谁患上了冠心病。这些男人中约一半在研究开始时确有A型行为的倾向，另一半为B型行为者。A型行为者后来患上冠心病的是B型行为者的2倍。这一风险升高与其他如抽烟等因素无关。
啊！科学很步像这样简单。不久便搞清楚A型并非结果而是开始。佛里德曼和诺森曼进行的另一项同一目的研究一多种风险因素干涉试验，却没重现他们的原来研究结果。当时两项严格对照的研究，发现A型行为居然与更高的存活率相关而不是其反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A型行为者可能正好按医瞩那样严格地控制自己，。当研究者们试图想从这种混乱中理出头绪时，他们开始怀疑一些A型原型的特征是无关的，所以才混乱r结果。
敌对行为与心血管病的关系
过去几十年以来，人们几次尝试把原A型行为概念提炼一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北卡罗莱纳州杜尔汉的杜克大学心理学和精神病专家里德福特·威廉(Redford Williams)博士作的工作．他认为A型行为中的关键成分是敌对行为。威廉及其同事1 980年所作的．一项研究值得注意，他们对4 24名患者进行了体检，找出潜在的冠心病患者。研究者们发现，在设计来评价敌对性的问卷上得分高的患者，比其他人更可能患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或冠状动脉硬化和窄化。
威廉确定出了3种最有害的敌对行为：多疑——这是一种怀疑他人动机的行为；愤怒——经常由多疑性期望引起的情绪；寻衅——许多经历愤怒情绪的敌对性人付诸的行为。
威廉近期的一些工作？旨在确定只观察寻衅行为是否足以提高一个人患心脏病的风险。在一项主要研究中，40人被连上心脏监视器后观看暴力电影，研究者们发现，在观看了相同性别之间的暴力行为后，观者的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观看异性之间的暴力行为却没有这种效应。威廉说：“这是关键性的区别，因为它表明暴力的含义才足最重要的。把血压大大提高似乎要求观者更密切地与身体受到伤害的角色联为一体。”
这些O被试者在观看暴力行为后尿中的3种紧张激素浓度也较高。威廉说：“我们的研究支持了媒体暴力可能对你的健康有害的说法。”
C型行为容易患癌症
心理学家莉迪亚·特莫肖克(I，yrlia Temoshok)博士描述了第三类行为，她认为它对癌症进程有推动作用。她所称为的C型行为包括自我牺牲、过分老实、被动应付、乐于让步和情感不抒——也就是抑制情感，尤其是抑制愤怒和其他不愉快的感情。情感不抒被认为是这类行为的核心因素。特奠肖克说；“情感不抒类似于敌对行为在A型行为中的作用’’，特莫肖克目前正在为美国国防部和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人类免疫缺失病毒感染的社会和行为的研究工作。
特莫肖克假定丁一个应付方式的连续体，以A型行为和c型行为为两个极端，而B型行为为居中的健康型甲在80年代，特奠肖克进行了-系列研究，研究对象是患有恶性黑瘤——最致死的皮肤癌的病人。这些形成了她的理论框架。
在一项研究中，特莫肖克和她的合作者招募了3组被试者：20名患有黑瘤，20名患有心脏病，20名健康A。每个被试者都观看了50条不同的激发忧虑的语句，每个人的心理唤起程度都客观地被加以测定，并且每个被试者都被要求主观地给每条语句对他或她的打扰评分。某种抑制性应付方式，应该是表达出来的不适比心理学测定出的少得多。正如所预计的，癌症患者抑制的感情比其他组的病人多得多。
真不该发生在一个好人身上
特莫肖克的观点适台干公众观点，根据临床观察，癌症患者常常是“最好的人”。然而，像在A型行为一样，现实生活证明情况比抽象的理论复杂得多。几项其他研究者进行的大型研究，便没能证明不同人格与癌症进程之间的相关性。
广为引证的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1 9 85年做的研究，这是由查普尔山的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心理学家巴里·卡西里丝(Barrie Cassileth)博士领导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两组癌症患者进行测验；204名患有不可手术的晚期肿瘤，对他们的研究是要测定能活多久;155名患有高危黑瘤或乳腺癌，对他们的研究是测定他们活多久而不复发病。
卡西里丝及其同事发现，心理学和社会因素与存活期或旧病复发时间之问并无相关性。特莫肖克指出，他们没有把眼光放在正确的因素上。例如，他们没有测定情感表达。此外，要是卡西里丝收入了具有有利预后的癌患者（因为这些人更易于受心理和社会因素影响），那么她的研究结果会更夸人信服。很明显，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C型行为与癌症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
束手无策与毫无希望
一些其他情绪和心态也与不利于健康联系在一起6其中突出的是习得性束手无策，即指无论别人做什么，自己觉得毫无用处，便放弃作出反应。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西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站在这项研究的前沿。
在一项众所周知的实验中，西里格曼及其尉事在实验老 鼠身上接种了癌症。这是一种任其发展便可致死的癌症。尽管如此，所用癌细胞数量在正常情况下有一半老鼠可以排斥癌细胞而存活下去。第二天，给一些老鼠施以不可逃避的电击，另一些施以可逃避的电击，还有一些根本不施以电击。研究者们发现，受到不可逃避电击的老鼠产生了习得性束手无‘策心态，排斥癌细胞的可能性只有其他两组老鼠的一半，而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两组老鼠的2倍。
老鼠与人之间的差距很大，其他动物上取得的研究结果也不一定适合于人类。然而，悲观似乎可把人们推向患病风险的高危端。西里格曼认为，人们中的习得性束手无策心态的调节器是自圆其说怪癖，它指惯常地自己给自己解释事件的原因。他说，自圆其说癖决定了一个人在遇到挫折失败时变得一蹶不振或奋发拼搏的程度。自圆其说的3个特点是持久性、普遍性和人格化。按照西里格曼所说的，悲观的人往往认为坏事的起因是持久的，而好事的起因是短暂的；坏事具有广泛的起因，而好事的起因是个别特殊的；坏事是自己弓e起的，而好事是外界因素引起的。
西里格曼也用人体试验了他的设想d在一项由密执安大学心坪学教授克利斯托夫·彼得森(ChristophcT Peterson)博士牵头的为期35年的研究中，西里格曼为合作者。从1942年至1944年间，从哈佛大学学生中挑选出99位被确认为特异天才的男性。这些男性被要求写出有关1 94 0年战争时代经历的文章。
当后来用自圆其说程度给这些文章打分时，结果是成年早期的悲观主义与45～60岁时的不良健康状况相关。
悲观主义在最夸张的形式时，就与抑郁症不可区分了。西里格曼一方面记述了人和动物在习得性束手无策实验的反应相似性；另一方面记述了抑郁症病人特征的相似性。例如，给予了不可逃避电击的动物失去了它们平常活动的兴趣——这是用于诊断抑郁症的标准之一。此外+缓懈抑郁症的药物也降低了动物中的习得性束手无策状况。
抑郁症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
让我们想想在我们文化中一切描述悲伤的方式.一个悲伤或伤心的人是“忧伤的人”、“心灰意冷的人”或“心碎的人”。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抑郁（通常暂时感情的不正常持久的翻版）可以影响患有心血管病的人的存活。
麦克吉尔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南希·法拉苏尔史密斯( NancyFrasure - Smith)博士，1 955年领导了一项研究，考察了抑郁对心脏病人预后的影响。222名患者参加了设计来检查心脏病发作一周后的抑郁程度的面谈。Is个月后，研究者叉与病人或家属进行了联系。研究人员发现，心脏病发作后在医院中表现的抑郁是一年半后死于心脏病的预兆。法拉苏尔史密斯说：“其影响犹如以前发生过心脏病这样的已知危险因素一样大。”
1993年由马里兰大学、衣阿华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者们作了另一项研究，由中风病人得出了相似结果。在那一篇报告中说，中风两周后发生抑郁的病人，在以后几年中死亡的可能性提高了3倍多。
社会调查报告
敌对，悲观和抑郁都不能让人们相互亲近。那么可以推想出，具有这些特征的病人可能发现他们自己有点与社会隔开了。一些科学家认为，隔离本身就是影响与这些心理特征相关的患者健康的不利因素。
一种情况是沮丧一。伴随亲爱的人死后的悲伤…～它结 -台了深远的社交失败和至深的忧伤。毫不奇怪，它似乎对活着的人的健康有着不利影响。例如，在1993年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花了6年时间，跟踪了1 046名65岁及65岁以上已婚者。他们发现，妻子已亡的这些老人，在丧妻头6个月内其死亡的危险性较高。这种危险性的提高，似乎超过了这些老人以前健康状况所说明的一切。
幸运的是，反方向情况似乎也是肯定的：取得大量社会支持（即与他人进行支持性接触）似乎有利于健康。一项里程碑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该项研究测定了来自加利福尼亚阿拉米达县的47 00名成年人。初测9午后，由现任哈佛大学的流行病专家丽莎·伯克曼(I，isa BerRmanl)博士领导，对这些人进行了跟踪调查。他们关注的是死亡率与4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相关性。这4种社会关系是婚姻状况、与密友家人的联络、与教友的联络、与其他团体的联络。在每一种情况中，他们发现有社会关系的人比没有社会关系的人的死亡率低。即使将影响健康的嗜好习惯如吸烟和酗酒等考虑进去，那些只有极少社会关系的病人在研究期间的死亡率，是那些有广密社会网的人的2倍。
一旦人患病，社空投入似乎能延长存活期。威廉及其同事在1992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了1368名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病人。这些病人在杜克医学中心接受诊治时，提供了他们的社会美系信息。此后，对这些病人每年都进行了联系。研究者们发现，已婚的和有密友的病人在5年内的死亡率，是未婚和并无挚友可信任的病人的1／3。
当然，社会关系并不一定等于社会支持。当这些关系并无支持作用时，其结果可能是有害的。例如．由克米尼和其他人作的一项新研究指出，在最担心同性恋行为会带来社会排斥的男同性恋者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进展最快。
注意宗教对健康的影响
吸引越来越多人的社会活动之一是加入宗教。在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家庭健康与社会医疗副教授杰夫·里文(JeffLevin)博士，长期以来研究了这个方面。里文说：“简而言之，现在已有几百项研究发现，宗教活动和健康方面有相关关系。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里文提出了十几个假说来帮助解释宗教对健康的有利影响。例如：
·心理社会学效应。宗教可以增强归属感。通过鼓励教友可以提供社会支持。
·信仰本身的内容。某些宗教团体的信仰可以增强和平，自信和目的的感觉。
·信念的威力。盼望某一信仰或活动将得到回报本身就能医治病痛。
·健身行为。许多宗教教规提倡健身行为，如不食肉类或戒酒。
虽然里文继续探索宗教与健康的关系，但近来他的一些研究涉及另一个课题；爱的健身效果。“我开始思索皈依宗教到底是什么产生了治疗效果。令我感动的是爱可能主宰了这一切。令人惊讶的是，在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有大量文献论述其他的因素，但在爱这方面却不多。然而还有什么感情能比它更重要昵？”
学会“三要素”
假若消极的心理特征有害，那么积极的态度有好处吗？纽约市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苏珊·科巴沙(Suzanne Kobasa)博士做了这方面最有意义的一些工作。关于这点还有一个小故事，当科巴沙还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在一间休息室中翻阅一本杂志时得到了一个启示。她看到…篇自测紧张试卷，当地一步步增多分数时，发现它把她置于了一个会得病的危险境地——但她根本没病。她认为，一些人比另～些人更能应付生活的折腾。
7 0年代中期，科巴沙及其同事就开始研究依利诺贝尔电话公司中的中层经理人员和上层主管人员。在研究过程中，她们确认了-一种似乎有助于某些人抵御紧张对人体健康的毁坏作用的坚强人格。科巴沙认为，坚强人格的“三要素”是感情投人、迎接挑战和控制感情。在感情投入方面，程度低的人感到疏远，坚强者则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了乐趣。挑战性低的人把紧张事件视为威胁，而坚强的人则看作是成功途中所遇到的挑战。控制感情能力低的人在面对势不可挡的力量时毫无作为．而这方面优秀的人却有一种对各种情况有所把握的感觉的能力。
事实的确如此。众多研究中表明，对生话中的重大事件具有强烈控制感的人，比那些感到相对束手无策的人更幸福、更健康。由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心理学家朱迪斯·诺丁(Judith Rodin)博士共同完成的一项经典研究中，一些康复医院的患者被允许作出有关他们自己H常生活的决定，如；是否看电影}而其余曲患者不允许这样。几周后，那些给予较大控制的人更为满足和活肤。1 8个月以后，强化控制力的人中只有15%死去，而另一组却有30“死去。
最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和行为学教授乔涪·所罗门(George Solomon)博士，领导了一项对长期存活的艾滋病病毒反应阳性者的研究。研究者们通过大量观察和测试发现，患者机体的免疫力的升高一直明显受控于一种特性——自信度，即采取自信行为的一种能力。所罗门报道，那些具有较强驱动力的患者在带毒情况下，比那些较消极的患者存活得更久。具体地说，在这些存活者中常可见到他们具有强烈的自信感，在适当时候能够说“不”，以及愿意索要他们想要的东西。
不忧虑，则益身
当然，自主性强的人也要生病。要说积极的思维和乐观的情绪是防止癌症产生和艾滋病全面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则是对那些研究者观点的过分简化。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疾病产牛和恶化的真正原因，但它们是多重的和复杂的这一点无庸置疑。
如果积极的思维引起人们因自己招来一身病而责怪自己而产生抑郁的话，如果强迫人们遵照某人的观点去考虑应该怎么感受而与另外的人隔绝开来，那么简单地过分依赖积极思维只能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最多能说的是一条普遍规律，即有些特点如乐观、自信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有益，而其他特点如抑郁和敌对则有害。如果变得更加乐观向上和自信可以使你幸福，那么你可能什么也没有失去。
尽管没有任何保证，但幸福是可以带来健康的。不管怎样，在1995年美国心身疗法学会的年会上报告了这方面的一项有趣的研究结果。加利福尼亚州圆石溪的一家私营研究及教育组织“心脏研究所”所做的一项初步研究认为，只去进行欣赏性思维就可以促使有助于保护心脏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变得更加活跃。似乎只是花点时间去嗅嗅玫瑰花——或者裁栽仙人掌，如果它们给你带来愉快——就可能不止一方面对你的心脏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