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赖斯顿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清楚地描述，他的阑尾切除术使用的是常规的药物麻醉，但他并没有否认医生为他使用了针刺麻醉。而后来流传的有关他在北京手术的各种故事，大多数提到中国医生在手术中为他使用了针刺麻醉。这些“故事”很可能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赖斯顿本人或许也有责任。比如本书前文提到赖斯顿在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最后期限》中对他的中国之行做过精辟的总结：
“我的历险并不亚于马可波罗，我虽然错过了基辛格的访问，经历了手术针灸并失去了我的阑尾，但我却采访到了几个好故事，还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有很多人。”
这段话的英文原文是这样的［10］：
“I have more adventures than Marco Pol0．I missed Kissinger and lost myappendix in an operation by acupuncture．but I got a couple of good stories anddiscovered that China was a very big place with a lot of people．”
通晓英文的人会发现，笔者在翻译中“做了点手脚”，按照我对事件的了解故意模糊了译文。原文“lost my appendix in an operation bv aeLipuncture”应该直译为：“在用针灸的手术中我失去了阑尾。”这是否意味着他经历了“针刺麻醉手术”?是赖斯顿讲述人们对事件的印象还是描述他的亲身经历?这些问题大概只有赖斯顿本人才能回答。
更加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赖斯顿访华时中方翻译的回忆，在一份文稿中这样记载：
“大夫确实对他(赖斯顿)实施了针刺麻醉，只是考虑到赖斯顿是一位特殊的病人，为增加保险系数，在实施针刺麻醉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常规麻醉。”
上述事实表明，在未找到当事人和更权威的历史记录之前，有关赖斯顿在北京的手术是否使用了针刺麻醉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笔者曾在《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发表过“来自东方的针灸热” ［149］，以纪念美国针灸热30年，但当时并没有找到赖斯顿文章中的“当事人”，所描述的历史过程主要是根据在美国所能查到的文献，证据有限。随着深入研究，美国针灸热的导火索被锁定在赖斯顿l971年7月26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开刀记”后，有关的“当事人”就变得清晰了。除了赖斯顿本人以外，其夫人莎莉，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针灸医生，以及赖斯顿的中方翻译应该是最关键的当事人了。可是，当我这个“业余”针灸史研究者，在事件发生30多年后想要寻找这些人物时，却发现这并非是件易事。
除针灸师外都是“名人”
第一号人物赖斯顿是美国新闻界的大人物，但他已于1995年过世，除了可以找到他的一篇“开刀记”和他在回忆录中类似的描述以外，几乎查不到他本人对针灸经历的任何其他文字，显然，要同他本人核实任何事是不可能的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凯利(Keith Kelley)教授那里了解到，我还能同赖斯顿先生攀上“校友”，只不过他早我60多年毕业于香槟伊利诺伊大学的新闻专业。赖斯顿的家人曾于1999年将赖斯顿一生的手稿和资料捐给了伊利诺伊大学。在美国大学图书馆中知名度极高的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特别设立了“赖斯顿档案”作为永久馆藏。
查阅了“赖斯顿档案”后，果然收获不小。档案中有不少关于他们夫妇在北京的笔记和照片，包括很多有关针灸的采访记录。资料表明赖斯顿的文
赖斯顿夫妇的采访日记中记录了他们的中国之行
章是他于手术后在病床上完成的，赖斯顿夫妇在医院还采访了许多医生，出院后，他们还专门回到了协和医院再次看望医护人员，并交付手术费和11天的住院费，共计27．5美元。
档案中保留了赖斯顿夫人在北京“反帝医院”的采访笔记，记录了她采访很多医生和医院领导的内容。证实了赖斯顿夫人的确对中国针灸十分有兴趣，因此，她后来能为《大众针灸指南》一书作序，写出那样令人深思的文章就毫不奇怪了。档案中还有一张莎莉在医院拍摄的照片，十分珍贵。照片中赖斯顿坐在病床上，有几位中国医生正在为他检查身体。
查阅档案的最大收获是通过档案管理员，得到了赖斯顿的家人的联系方式。当我通过电话找到赖斯顿的长子，说明了我正在研究美国针灸热的历史和赖斯顿的贡献后，得到了十分热情的回应，并经此途径联系到了赖斯顿的全家。
原来莎莉夫人也已经过世，赖斯顿有3个事业有成的儿子，他们分别为：理查德•赖斯顿(Richard Reston)，现为一家报纸发行人，曾经作为《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于70年代到中国采访；汤姆斯•赖斯顿(Thomas Reston)，现为华盛顿的律师，在卡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过负责安全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和政府副发言人，80年代应中国外长邀请到中国访问过一个月；小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 Jr．)，美国知名作家，发表过多部畅销书。
我的研究得到了所有赖斯顿家人的热情帮助。听我陈述了关于美国针灸热发起的历史后，他们都感到十分的惊讶，没有想到父亲的一篇关于自己阑尾手术的文章竟然能对中国针灸传人美国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还发生了后来那么多有关针灸的事情。他们都为自己的父母当年起到的历史作用感到自豪，也十分感谢中医针灸界还记着他们父亲对针灸的“贡献”。
赖斯顿的儿子汤姆斯回忆，当年父母在中国访问期间，一天，《纽约时报》的同事来敲门，告诉他，父亲因阑尾炎住进了中国医院。他听到消息后，除了担心以外，第一个反应是“我的上帝，老爸别不是为了搞到好新闻在冒险吧!”。接下来，家里每天接到像雪片一样的读者来信，询问有关针灸的问题，那种情景家里所有的孩子还都记忆犹新。他们还回忆，母亲莎莉对针灸更有兴趣，亲自回复了许多读者来信，经常工作到深夜。
除了向我提供了更详细的背景资料外，汤姆斯还送给我一本他父亲的回忆录《最后的期限》，还提到他母亲曾为一本流行的针灸书作过序，并特别告诉我，他父母在从中国返回后，接受了一次美国电视台的直播采访，在当时的影响很大。这些历史资料，我都一一找到，细读之后，对我了解赖斯顿其人和他的中国之行有很大帮助，很多细节在本书前面的章节已经有了详细的描述。
同他们的父亲一样，赖斯顿的子女们都很热爱中国文化，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也有机会访问中国，还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为赖斯顿亲自治过病的中国医生。
赖斯顿当年的手术医生并不难寻找，按照“开刀记”中的记述，为赖斯顿切除阑尾的主刀医生应该是中国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吴教授曾任北京医院的名誉院长、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还因做过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而知名。几年前，我将美国针灸热的研究资料和询问信寄往北京医院不久后，就接到了吴医生的越洋电话。吴医生亲自查阅了当年的病例记录，向我详细介绍了为赖斯顿的治病过程，并告诉我，赖斯顿夫妇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吴教授还证实，当年由他主刀的阑尾切除术使用的是常规的药物局部麻醉，手术后病人康复出院。遗憾的是，病历中并没有关于针灸治疗的记载，吴医生也不记得赖斯顿接受过针灸治疗，更没有想到他病人的一篇文章能在美国引发一场针灸热。
赖斯顿访问中国时由中国外交部官员全程陪同，在他的文章里多次提到了接待他的外交部官员马毓真先生，还提到马先生在手术中做过翻译。马先
赖斯顿的两个儿子汤姆(左)和小詹姆斯(右)，中间为李永明
生后来成为中国知名外交家，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和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并担任过中国驻香港联络处主任。经驻纽约中国总领事馆的刘碧伟大使的帮助，我联系到了马先生，向他核实了赖斯顿访华的一些情况。马先生的回答是，他当时确实是中方的接待人员，但赖斯顿的全程翻译是金桂华先生，金先生应该更了解情况。看来赖斯顿在文章中把中方翻译人员的名字搞错了。
经马先生介绍，我又联系到了在北京的金桂华先生。金先生也是中国知名外交家，曾任中国驻新西兰和泰国的大使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金先生果然就是我要找的关键人物，他代表中国外交部接待了美国记者赖斯顿并任翻译，全程陪同赖斯顿夫妇访华，对当时的很多情节仍然记忆犹新。
最难寻找的“当事人”，也是最关键的人物，算是为赖斯顿针灸的中国医生了。赖斯顿在他的文章中对他的针灸师做了较详细的记载：“术后第二天晚上，我的腹部有种似痛非痛的感觉。该院的针灸医生Li Chan9—yuan，在征得我的同意后，用一种细长的针在我的右外肘和双膝下扎了3针，同时用手捻针来刺激我的胃肠蠕动以减少腹压和胃胀气。”“为我进行针刺和草药治疗的Li Chang．yuan医生并没有读过医学院。他现年36岁，曾以学徒的方式跟该院的一位退休针灸师学习针灸。数以千计的年轻徒弟正在接受相同的训练，同他们一样，他要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数年。他真诚地对我讲：‘宁可伤害自己一千次，也不应伤害他人一次’。”
根据上述线索，我猜测这位李医生的中文名字可能是“李昌元”或是发音类似的名字。我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到北京协和医院查找李医生，都没有结果。一次，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法规司一位副司长访美，我特意委托他帮助查找，但得到的回信仍然是：“查无此人”。
连续5年多查找最关键的当事人无果令我十分困惑，因为如果主刀医生不知情，病历中无记载，再加上在北京协和医院找不到施行治疗的针灸师，那样赖斯顿的针灸经历就只能是一个“传说”，而不能被认定为“史实”，这对美国针灸史及中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遗感。
就在毫无希望的时候，我在纽约朋友家的一次聚会时遇到了程佩珠中医博士。程医生曾于90年代末在协和医院中医科工作，她也不认识叫“李昌元”的医生，但她答应通过一些老同事打听一下。果然，不久就传来了回信。通过协和医院中医科的董振华医生和北京同仁医院袁申元教授的热情帮助，查找终于有了新的线索。据说，70年代在协和医院中医科工作的医生大多数是女性，只有一位男医生，名字叫李占元，此人于多年前退休，现在科里医生大多数都不认识他。经过董医生和医院人事部门的初步询问，李医生只是模糊地记得曾经为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扎过针灸。此人可能就是赖斯顿文章中提到的针灸医生，程医生还得到了李占元医生的联系电话。
得到消息后，我随即于2005年11月30日拨通了李占元医生的手机，询问他是否在1971年夏，为一名美国记者做过针灸治疗。李医生回忆说：“大约在尼克松访华前后，一位美国记者住在协和医院的‘5楼’外宾病房，病人阑尾手术后出现腹胀和尿潴留，我曾为他做过针灸治疗，具体细节记不太清楚了。后来听外科的徐乐天医生说，这个记者回到美国后发表了一篇文章，但什么内容我不知道。从70年代以来，没有人再问过我此事。”李医生还说，协和病历中应该有外科的“会诊单”，不妨找找看。我接着询问了李医生的年龄，工作经历和从事的医学专业。得知李占元医生生于1936年，于60年代初到协和医院，1971年36岁时正好在中医科从事针灸工作，他已经于1995年从协和医院退休。李医生的情况和他的回答同赖斯顿文章所描述的完全一致。
显然，李占元就是“李昌元”(Li Chang Yuan)，赖斯顿使用的可能是汉语拼音加其他拼法的“赖氏拼音”，误将Li zhanvuan写成Li chang vuan。文中的一字之差，让李医生30多年来“隐姓埋名”，无人知晓。恰恰正是他当年的一次常规治疗，对针灸传人美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李医生给赖斯顿所施的针刺和艾灸疗法虽然并不复杂，但如果当时治疗失败，或出现意外，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美国针灸热的历史都要重新改写。如果说赖斯顿当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是美国针灸热的导火索，那么可以说李占元医生就是点火人。而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同赖斯顿针灸事件有关的历史人物，后来都成为“名人”，而只有赖斯顿的针灸师不为人们所知。李医生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30多年来却一直默默无闻，历史实在有点有失公允。中国有关部门是否应该考虑为李占元医生颁发一个“特别贡献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