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针刺麻醉取得了迅速发展，并被政治化，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广泛宣传。到1970年中国有26个省的203个单位开展了针刺麻醉，累计病例近6万例。在此之前，针麻技术因保密原因，未曾对外正式公布。
1971年7月18日新华社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医务工作者成功使用针刺麻醉的消息，当时认为针麻突破了外科手术必须使用麻醉药物的旧框框，安全、简便、经济、有效，是中国针灸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使历史悠久的中国医药学大放光彩。为此，一向以发表重要政治文章出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破例于l971年9月刊出“关于针刺麻醉理论原理”的讨论文章。
1976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纪念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邮票，汤沐黎的油画“针刺麻醉”正在其中，此画还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除了媒体的广泛宣传外，针刺麻醉还被拍成彩色科教纪录片上映，在文艺生活贫乏的年代，针麻的故事成了娱乐的内容。与此同时，“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治疗百病的神话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电影、歌曲、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有关针灸和针麻的宣传使这些疗法家喻户晓，耳熟能详［140-142］。
在临床上，针刺麻醉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针麻能做的手术从甲状腺切除术到肺叶切除术等十分广泛，并经常安排来访外宾参观“针麻表演”。在“文革”时期，有些地区甚至将针刺麻醉手术作为政治任务下达到各医院，要求针刺麻醉手术要占到一定比例。为了完成任务，
1972年出版的英文介绍针刺麻醉资料
一些手术是在患者并不适合的条件下勉强进行的，很多手术因麻醉医生经验和训练不足，造成失败的病例增多。后来的发展证明，在对针麻的科学原理研究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三关”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盲目强行推广针麻的临床应用，并将临床医学问题政治化，为针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据统计，到1979年全中国针刺麻醉手术数达200万例。中国于l979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针灸、针刺麻醉大型学术会议，对中国十几年的针刺针麻研究作了总结。中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及很多中国知名医学科学家都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论文。会议的重要论文被汇集成《针灸针麻研究》一书，主编为中国著名医学科学家张香桐、季钟朴、黄家驷。至此，中国针刺麻醉发展达到顶峰。可是，当中国科学出版社于1986年正式出版该书时，仍然坚持针刺麻醉手术的医院已经寥寥无几。
半个世纪过去了，针灸疗法在西方虽然持续流行，但针刺麻醉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成为一种可以广泛取代药物麻醉的常规麻醉方法，针刺麻醉也从来没有在西方广泛应用过。针刺麻醉在中国达到顶峰后，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针麻手术病例大幅度减少，直到今天，中国普通医院里已经几乎没有医生使用针麻。
虽然目前在中国针刺麻醉的临床研究还在进行，但研究的重点是针药复合麻醉，而不是单纯的针刺麻醉。研究表明，使用针刺可以使麻醉药用量减少将近一半，可减少药物的副作用，增强患者的应激能力，有利于患者麻醉和手术后的康复。
为什么针麻在一夜间消失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和中美正式建交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医针灸界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革。20世纪末在纽约的一个国际中医会议上，一位资深的中国针灸专家同我讲，“中国的针刺麻醉手术搞得轰轰烈烈，所有医院都做，可是到了80年代初，几乎是一夜之间全部停止了，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
其实，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中，几乎一夜之间全部停止的又何止针刺麻醉呢?在农业中有“学大寨”，在工业中有“学大庆”，在中学有“上山下乡”，在大学有“工农兵学员”，在医院里有“六•二六”，在农村医疗中有“赤脚医生”。这些一夜之间消失的事物并不能完全用事物本身的对错或好坏来解释，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往往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中国多年来政治折腾的历史表明，把医学同政治连在一起的坏处很多，很多本来同政治毫不相关的医学疗法，会奇陉地同政治一起升入天空或跌人地狱。这方面的事例在中国太多了，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中国人都会有深刻的感触，中国的“针刺麻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针刺麻醉在中国一夜之间消失了呢?
笔者认为针刺麻醉没能取代药物麻醉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四点：
(1)药物麻醉效果很好，安全可靠。现代麻醉学日臻完善，无痛和低风险的药物麻醉操作简便，选择也更加多样化，很容易为患者和外科手术医生接受。常用的药物麻醉方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能够满足外科医生和患者手术的需要，成功率极高，寻找非药物麻醉方法的迫切性不是很高。如果我们假设，针麻发明早于药麻，那么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发明针刺麻醉一定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重写医学历史，但这只是个假设。
(2)针刺麻醉没有过“三关”。在特定的情况下，针麻减痛的确可以手术，但针麻还有镇痛不全、肌肉紧张和内脏牵拉反应等不足之处，这一点临床医生早就知道，但后来的科学研究没有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限制了针刺麻醉的普及应用。相比之下，针刺疗法传到西方时也遇到过进针痛和可能传染疾病“两个难题”，但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为针灸在西方的普及铺平了道路。
(3)针刺麻醉只适用于一小部分患者。患者对针刺的反应决定针麻是否有效，但科学界目前对针刺反应的个体差异所知甚少，还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可以预测不同患者对针刺的敏感性，找出最适合于针刺麻醉的患者。比较难以确定的个体差异，为外科医生手术带来一些困难，也增加了患者对手术的恐惧，而药物麻醉却没有同样的问题。
(4)选择针刺麻醉手术“激励因素”的改变是针刺麻醉一夜之间消失的最重要原因。不可否认，激励因素或利益所驱是医生和病人选择针刺麻醉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激励因素”(也可称“利益所驱”，英文Incentive含义更准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突然由正转负，直接导致了中国针刺麻醉运动的终止。具体原因可解释为：
80年代前，医生如果选择针刺麻醉的方法手术，会得到多种“激励”。这里所说的激励，可能是一种领导的支持和表扬，政治上被信任和重用，国家的荣誉，民族骄傲感，学术成就感，或者说不服从领导可能受到的惩罚。由于这些原因，当时的医务工作者愿意选择针刺麻醉手术，同时也会影响病人，尽量说服病人接受针麻。从病人的角度讲，同样也存在接受针麻的激励因素，针麻的成功会给病人带来骄傲和自豪，政治上的荣誉，配合和取悦医生符合部分患者的利益，而病人如拒绝针麻还会担心医生不提供最佳服务。再加上，针刺麻醉同药物麻醉相比，确有手术中保持清醒、术后恢复快，无药物反应等优点。在“文革”中，针刺麻醉被宣传成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受到党政机关的大力支持，这无疑更是加重了“政治激励”的砝码。正是因为上述“激励因素”的正面影响，针刺麻醉手术能够在“文革”中迅速普及，并成为政治化的医学成果。
80年代后，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变，各级领导几乎全部更换，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文革”中流行的事物遭到抛弃或批判，针刺麻醉等所谓“文革成果”自然受到“政治牵连”。更主要的是，过去那些鼓励医生和病人选择针刺麻醉手术的正面“激励因素”，几乎全部变成了负面“激励因素”。很多过去支持针刺麻醉的领导成了被批评的对象，“文革”的医学成果受到人们的质疑，从事针麻手术也失去了往日的光环，病人感到没有强烈的理由选择针麻。还有一些过去在政治压力下，失败或造假的针麻手术病例被揭露出来，作为“极左”的典型曝光。总之，由于推动针麻发展主要“激励因素”的骤然消失，针刺麻醉手术运动在中国也随之东去，人们对针麻的看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针刺镇痛专家韩济生院士在90年代综述针麻手术时，曾建议给麻醉医生适当的“奖励”，鼓励麻醉医生使用针刺加低量麻药的手术，实践也证明针药复合手术效果很好，对病人有益［143］。但是如果对医生无益，还要冒一定风险，就很少会有人做了。这里我们不妨再做一个假设，如果把针刺麻醉手术的数量同医生评学术职称连在一起，医生对针麻的态度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了。再加上对采用针麻的病人给予鼓励，比如减免手术费用，省下的钱归个人等，人们对针麻的态度可能会有所转变，当然，这些都是纯粹的假设。
美国经济学家列维特教授以研究发现社会现象内在原因而著名，他的最重要法宝之一是先找到社会事件发生的获益人，也就是得到激励(incentive)的人，这样很多难解之题就迎刃而解了［144］。我们试想一下现在中国医疗体系的一些奇怪现象：为什么医生愿意给病人开进口药?为什么医生要尽量说服病人住院治疗?为什么感冒也要做CT检查?为什么很多中医放弃手法正骨而改用手术治疗骨折?为什么患者家属不相信医院主持的医疗事故鉴定?为什么有的针灸医生以开药方为主治病?这些现象似乎都可从谁得到了利益而找到答案。
中国针刺麻醉在一夜间消失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还可以用另一些事实间接证明。中国的针刺麻醉方法曾经传到邻国越南，而越南没有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在北京2000年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上，越南全国针灸学会会长Nguyen Tai Thu教授在“针刺麻醉手术在越南”的报告中说：越南从1969～1999年的30年中，采用针刺麻醉法，为98 000例患者做了手术，其中95％的患者获得成功，涉及的手术达60多种［145］。显然，针刺麻醉在越南没有出现一夜消失的现象，听到越南同行持续不断的针麻努力，中国的同行感到汗颜。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西方，美国人初期对中国针灸的热情并没有掺杂太多的政治因素。同中国“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针灸发展相比，美国针灸发展的特点是“自下而上”，是由于民众需求而推进了针灸的发展，产生了相应的法律、管理、考试、教育、保险、诊所等服务措施。因此，当针灸在中国同“文革政治”一起急转直下，变成“明日黄花”的时候，美国民众对中国针灸的热情似乎不减，针灸疗法在美国反而人乡随俗，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