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的新用和原理

    波尔斯博士认为，除了针灸的传统应用以外，针灸疗法在三个领域的新应用引起了西方人的特别关注[130]。
    针灸治疗聋哑  l965年中国报道使用针灸治疗儿童神经性聋哑取得很好的疗效，针刺的穴位很危险，是颅底部的哑门穴。治疗的时间为1～4年，儿童同时在特别学校接受教育，教育内容包括唇读和发声练习。波尔斯博士当时曾做过评论，认为所谓治疗有效很可能是因为特殊学校教育的结果。
    知名的耳科专家罗森医生(Samuel Rosen)于70年代初多次访问过中国，参观了针灸治疗聋哑病。回到美国后，他试验治疗了40名聋哑儿童，没有发现任何持续保持的听力进步。罗森医生发现中国的研究不是根据听力仪的测试，而是根据印象。还有其他人也发现这种治疗无效，并且指责在美国当时治疗耳聋的针灸诊所误导。有一位耳科医生评论说，针灸治疗耳聋流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很多人认为美国耳科医生对神经|生耳聋的儿童弃之不管。
    针刺镇痛  由于针灸用于治疗各种疼痛已经多年，中国医生推想针灸可能还可以作为麻醉镇痛剂。中国1958年首次针刺替代麻醉药手术成功后，很快针刺麻醉就作为一种新的医学发明广泛宣传。外国参观团像看明星表演一样参观针刺麻醉下的外科手术，参观者亲眼看到据说只用针刺代替麻药的颈部、胸腔及腹部手术。病人不但在手术中神志清醒可以对话，有时还在手术后不用任何帮助走下手术台，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向经常挂在墙上的毛泽东画像表示敬意。
    关于针刺麻醉的原理，北京针刺麻醉合作组在1972年解释：“得气可以抑制在大脑的疼痛感觉，可以让病人在手术中保持正常的呼吸和血液循环”，这种简单的解释显然不能被科学界所接受。前期的报道说，针刺麻醉对90％的病例有效，但是在1974年，美国科学院的一个代表团访华时，得知在所有外科手术的病例中，只有不超过6％～7％的病例使用针刺麻醉。美国科学院代表团的报告对中国基本上没有针刺麻醉的临床研究表示遗憾，但得出结论：“毫无疑问，针刺麻醉用于一部分高度选择的病例手术是有效的。”
    针灸戒毒由于对当时戒毒药物疗法的失望，人们开始探索非药物戒毒方法，比如催眠术、生物反馈、空幻冥想，当然，针灸也在其中。1972年，针灸用于海洛因和鸦片戒毒首先始于香港，在香港针灸使用普遍，吸毒也是严重的问题。针灸戒毒的方法是将针刺入耳部肺穴，用电刺激约30分钟。动物实验研究也表明针灸可以减少大白鼠断毒后的症状。初步的临床跟踪研究发现，经针灸治疗的吸毒患者保持戒毒的时间可能要长于美沙酮疗法。在当时，并没有对针灸戒毒的机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在70代末，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研究表明，针灸可以增加内啡肽的分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针灸可以用于鸦片(吗啡)戒毒。
针灸机制的研究
    在西方，人们最开始将针刺麻醉手术的成功归于精神因素和催眠术。但来自中国的研究结果表明，有体液因素参与针刺的疗效。兔子的血液交换实验表明，针刺治疗后的兔血如输入到没有针刺过的兔子体内，会增加从未针灸过的兔子对疼痛的耐受力。还有实验表明，经过针灸的动物的脑脊液，注射到没有针灸过的动物体内也会有镇痛作用。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的内科教授张(Tsung O．Zhang)医生猜测现有的证据表明针灸是85％的精神作用，
15％的体液因素作用。
    在70年代末，分子生物学技术还十分有限，神经生物学和细胞学也不能同今日相比，先进的医学影像学还没有使用，尤其在中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条件还很落后。但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医学科学家们还是尽力做了很多实验研究，探索针灸的机制，很多实验成为经典实验，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记忆。波尔斯博士从几个方面总结了70年代末有关针灸的机制研究。
    神经生物学研究搞清针灸镇痛机制的最大障碍是科学家们对疼痛本身的机制知道甚少，对于疼痛的深入神经生物学研究将有助于解决针灸生理学基础。帕特里克•华尔(Patrick D．Wall)和罗纳德•麦再克(RonMd Melzack)于1965年首先提出了脊髓“闸门控制”理论解释疼痛，此理论当时被用来解释针灸镇痛的机制，但后来作者又做了修改。该理论的一个方面认为进入脊髓的刺激信号(如针刺)可以抑制脊髓神经细胞，减少所支配的区域所产生的疼痛。华尔博士后来发现这个解释并不成立，因为找不到手术部位和针刺穴位之间的解剖学联系。比如腹腔手术时，针刺麻醉的针是扎在前臂上。闸门控制理论的另一方面认为，大脑具有下行神经控制，可以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华尔博士自认为这个解释也不够成熟，因为这种下行的疼痛控制机制尚没有被阐明。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直到今天“闸门控制”理论仍然被广泛地引用来解释针灸的机制，但支持这一学说的解剖学证据显然尚有缺陷，如同经络研究一样，只有功能现象，找不到物质基础。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华尔博士曾于1974年访华，考察过中国针刺麻醉手术。他先前也认为针刺麻醉不过是催眠术，但在参观针麻手术后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看法。考察后，华尔博士认为中国医生在针刺麻醉手术中使用了3种非常有力的传统技术：缓解焦虑，暗示，转移注意力。显然，他认为针刺的安慰剂作用十分重要。
    内啡肽和针灸后来针灸镇痛研究的重点转向内啡肽，也就是所谓的脑内的吗啡。内啡肽是人体内疼痛控制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由脑垂体和大脑组织分泌。针灸刺激很可能引起类似吗啡的内啡肽释放，产生如同注射麻醉药样的作用。斯坦福大学的李(Choh Hao Li)教授发现了人的内啡肽，并研究出非常敏感的放射免疫测试方法，将会对研究针灸的作用很有帮助。帕默然兹(Brace Pomeranz)医学博士是多伦多大学神经生理学的副教授，他测量了麻醉了的动物脊髓的单个神经细胞的电位，发现针灸可以降低细胞电位。他还发现，对于切除脑垂体的动物，针灸没有镇痛效果。因为脑垂体是内啡肽的主要存储器官，据此，他提出针灸可能是通过刺激内啡肽的释放而起作用的。
    纳洛酮(Naloxone)是吗啡受体的特殊阻断剂，可以阻断内啡呔的生理作用。研究发现纳洛酮同样也可以阻断针灸的作用，所以，针灸很可能通过增加内啡肽而起到镇痛的作用，或者是通过作用于大脑中的吗啡受体而起到镇痛的效果。华尔博士很推崇瑞典隆德(Lund)大学临床生理系尔可森(M．Eriksson)和苏兰德(B．Sjolund)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大约有30％的病人，对一定神经区段进行间歇性的电刺激会导致该区段的疼痛缓解，他们称此为针灸样的电镇痛。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刺激的神经区段会释放内啡肽，而这种电镇痛可以被纳洛酮阻断。美国弗吉尼亚医学院梅尔(D．J．Mayer)和普来斯(D．D．Price)的重复实验研究肯定了这一结果。另外，针灸还可能影响肾上腺皮质激素，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化学系的马林(Ma Lin)教授发现针灸可以刺激大鼠分泌ACTH激素。
    精神因素  尽管针灸增加内啡肽的理论作为针灸神经化学的基础十分合理，针灸疗法中的精神因素还是不可否认的。其中一项很多人都注意到的是中国人的忍耐性。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过的美国外科医生认为，由于中国人有较强的忍耐性，很多手术可以使用局部麻醉或腰麻，而相同的手术在美国则必须用全麻才能手术。
    另一个原因是信念，千百年来，患者对医生的坚信一直是传统中医的一部分。在中国，向学生灌输针灸是特殊的校外活动，学生们在针灸模型上辨认经络，练习进针技术，甚至相互扎针，相互学习。在医学实践中信心和知识相互依赖。
    再一个因素是针灸可以分散病人对疼痛的注意力。在手术中，针灸针通常要连上机械振动器，每分钟针颤动上百次，还需要连接6伏特的问歇电刺激，每秒钟100次，每次电脉冲还会引起肌肉收缩和针的移动，这些刺激都会进一步分散病人的注意力。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针灸治疗环节，就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紧密和持久的关系，这也是中医几千年来的基本特征。一般情况下，针刺麻醉手术前2周，医生就开始训练病人适应手术。这同很多西方医生整日匆匆忙忙地看病形成鲜明的对比。
    波尔斯博士在70年代末的结论：多年来科学界一直回避针灸，针刺麻醉出现后，证明在一小部分病人身上确实可行，针灸新的应用唤起了科学界的一定兴趣。神经生物学的进展为研究复杂难懂的疼痛机制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需要开始对针灸进行心理、生理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搞清明显的精神因素和可能的器质变化之问的联系。如同华尔博士所说：“针灸是事实，而且是很令人震惊的事实。一小部分人在一些手术中确实司以使用针刺麻醉，中国人告诉了我们针灸是多么有力和有限，我们应当进一步改进针灸疗法，但不是要神化，而是要探索内在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