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团赴中国考察针麻

    派出美国自己专家组到中国实地考察针麻的建议早在1972年针灸热的初期就由白宫提了出来，得到了几乎所有科学机构的赞同，专家团真正成行时正值美国针灸热高潮的1974年，可是当专家们写出第一版评估报告时已经是l976年了，而报告最后的发表时问则是1980年。美国医学科学界在整个评估过程中如蜗牛般的行动令人费解，但似乎同这些专家本人关系不大，因为历史记录表明，他们到中国的头一两个星期，就已经对针刺麻醉有了自己的看法。考察团最后发表的评估报告也没有含糊其辞，结论清晰明了，报告的科学和历史价值人们自有公论。略有遗憾的是，这些专家辛辛苦苦的工作成果，并没有缛到中美双方学术界更多的重视，用中国人的话讲实属“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美国针刺麻醉研究组”，肩负着美国医学科学界的重任，于1974年5月1日赴中国内地参观考察，22日回到香港，在内地共停留3周。考察团共有l2名正式专家成员和一些随访家属，他们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参观了16家中国医院，观摩了48台在针刺麻醉下进行的外科手术，同中国医护人员和基础研究科学家开了数次座谈会。在访问期间，他们还不定期地召开内部讨论会，交换收集到的资料和看法。
    专家组成员的选择显然经过了精心的考量，其中包括了临床麻醉医生、外科医生、神经精神和心理医生、镇痛专家，以及从事疼痛机制研究的神经科学家等。他们都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并具有丰富的临床或基础研究经历，其中有的专家还横跨多个领域，可以说是一个“专业十分对口”的代表团。按照组团前的计划，考察的主要目的是评估针刺对防止和减轻手术疼痛的有效性，还需要写出最后的考察评估报告。
    可以想象，美国医学界当时还有很多人对中国针刺麻醉持怀疑态度，不相信针刺有任何作用，有人坚持针刺麻醉不过是西方催眠术的变种，也有的人认为是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对患者的麻醉作用，还有的人认为所有针麻手术都是骗局，他们迫切希望这些真正的美国麻醉和疼痛专家，能解开中国针刺麻醉的“戏法”，还美国医学界一个“平静”。
    美国针麻研究组成员和专业职称[124]：
    Paul R．Burgess，博士，神经生理学家，犹他大学
    Kenlleth L．Casey，医学博士，神经科医生，神经生理学家，密歇根大学
    C．R5chard Chapman，博士，心理学家，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Ron。1d Dubner，牙科博士，博士，牙外科医生及神经生理学家，国家牙科研究所，马里兰
    Dnise F．Emery，专业助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Francis F．Foldes，医学博士，麻醉科医生，蒙特菲尔医院和医学中心，纽约市不朗士区
    Frederick W．L．Kerr，医学博士，针麻研究组副组长，神经外科医生，神经生理学家，梅奥基金会，明尼苏达
    Terome H．Modell，医学博士，麻醉科医生，佛罗里达大学，佛罗里达
    Emanuel M．Papper，医学博士，博士，针麻研究组组长，麻醉科医生，迈阿密大学，佛罗里达
    E．S．Siker，医学博士，麻醉科医生，匹兹堡大学，宾夕法尼亚
    Arthur Taub，医学博士，博士，神经科医生，神经生理学家，耶鲁大学，康涅狄格
    Tames R．Townsend，博士，比较和国外研究所，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医学博士”(M．D．)是指毕业于医学院并有临床医生资格者，“博士”是指从事科学研究或教学的“哲学博士”(Ph．D．)。这些专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并不懂针灸，可以说都是对针灸“外行”的专家。没有包括针灸专家在考察团内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当时美国大概找不到懂针刺麻醉的医学专家；另外就是由“外行专家”对“针灸”作出的评估可能更客观，会避免主观倾向性；再者，考察的重点是针刺麻醉对手术疼痛的效果评价，并不是对针刺技术本身的评价，对此，这些成员的专业知识足矣。事后证明，正是由于后两个因素，增加了考察报告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使报告的结论基本上达到了“不容置疑”。
    1974年，美国同中国尚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中美的官方联系主要通过设在各自首都的联络处。由于双方对交流的共同兴趣，中美的医学科学交流渠道还算畅通。美国代表团从香港一进人中国内地，就受到了中华医学会代表的热情接待，中方接待人员能讲流利的英语，并负责他们的全程翻译。访问期间，代表团多次受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宴请，美味的中餐令他们流连忘返，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期间所有费用都由接待方支付。考察团在中国的参观和旅游表面上是由中华医学会负责，但实际上肯定是由中国政府做东和埋单。
    美国考察团的访华日程虽然由中方安排，但也充分满足了美方客人的要求。对于美方提出的希望多看一些针刺麻醉手术，以及到基层医院参观的请求，中方都作出了令客人满意的安排。在3周的时间里，美国代表团不仅参观了l6家大小不同的医院，还有机会同很多从事针刺麻醉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会谈。曾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归国科学家张香桐教授，特地从上海赶到北京同代表团座谈，然后又赶回上海在脑研究所接待美国人参观。代表团在北京、上海、广州都参观了针刺麻醉手术，最后自豪地说，他们是看过针刺麻醉手术最多的访华团。
    在精心挑选的美国针刺麻醉考察团成员中，医学博士伊曼纽尔•培皮(Emanuel Papper，1915～2002年)的资历最深，专业也最对口。他是世界著名的麻醉医生，曾在美国多家知名医学院和医学中心工作过，时任迈阿密大学医学院麻醉系的主任。培皮博士被任命为访华团的团长，也是针刺麻醉研究组的组长，考察报告由他主笔完成，报告于1980年正式出版时，署名的编辑正是培皮博士。
    培皮搏士在后来写的自传中，对自己能参加针刺麻醉的评估感到很骄傲，称主笔写评估报告是他在那段时间的最高点。培皮博士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在重要的日子里坚持口述日记。在中国访问期间，从1974年5月1～22日，培皮博士每天都坚持将自己的“日记”口述录音下来，事后由秘书打印出来。在他去世后，迈阿密大学特地为培皮博士建立了纪念网站，将他一生中的重要日记登载出来。他的访华日记成了研究美国针刺麻醉研究组访华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很多代表团在中国考察的细节，以及他个人的真实感受[125]。
    培皮博士的日记表明，他们代表团一行从香港一进入广州就受到了中华医学会代表的热情接待，行程和食宿安排得方便舒适，他们从罗湖口岸到广州乘坐的火车竟然有空调，同香港闷热车厢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广州，代表团还参观了“广交会”，给他们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完全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只是当他们到飞机场准备去北京时，发现航班已经取消了，至此他们的经历同3年前访华的赖斯顿十分相似。
    不同的是，1974年美国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联络处”。可能是因为代表团访华的“半官方性”，到达北京后，培皮博士带着一封“介绍信”拜访了美国在北京的最高长官，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Bruce)。在联络处的招待酒会中，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总结出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对外国人很友好。作为团长，培皮博士一直得到中方最高规格的待遇，入住最高档的房间，坐在车队的第一辆车内，这让他有些受宠若惊。但这样的待遇和美味的中国佳肴并没有左右他和其他团员用严格的科学观点认识和分析神秘的中国针灸。在日记中，他反复提到他同其他考察团成员一起多次讨论对针刺麻醉的理解和看法，提出假说，设想在美国做一些临床试验，派一批美国的医生到中国去学习这项很可能对美国十分有益的医学技术。
    培皮博士的日记还显示，考察团受到了中方专业人士十分诚恳的接待，中国医生似乎没有任何保留，手术的前后过程完全向他们公开，代表团成员可以同病人和医护人员自由交谈，可以随便提问、照相和录音。在很多针刺麻醉的手术中，病人需要事先服用小剂量镇静剂或小剂量镇痛剂，也有的复杂手术需要用少量的局部麻醉药，中国医生将这些实际情况完全向他们这些考察者公开。他们还在参观中了解到，适合针刺麻醉手术的病人需要进行严格的挑选，只有符合条件的病人才能进行针刺麻醉手术。中国医生这样坦诚地介绍针刺麻醉的局限性，使他们更感到真实和可信。在考察团的内部讨论中，尽管大家对针刺为什么能有效地减轻手术中的疼痛感到十分迷茫，但他们这些临床专家几乎一致同意，术前用的那么一点药物和病人对政治宣传的坚定信念并不足以解释针刺麻醉的现象。
    考察中的一个插曲，意外地满足了培皮博士的一个愿望。在商谈访问日程时，美方曾提出要求参观北京协和医院。一是因为该医院的前身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建的医院，还因为就在这家医院，美国记者赖斯顿被切除了阑尾并因术后胃肠反应接受了针灸治疗。赖斯顿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不但引发美国公众对针灸的极大兴趣，还使人们都知道北京有一家著名的“反帝医院”。美国针刺麻醉考察团在事隔3年之后来到北京，想到这家医院看看，也在情理之中。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中方没有同意安排，借口是该医院太繁忙，这令培皮博士一行人感到有些遗感。
    培皮博士一到广州就感到咽喉不适，同行其他几人也有类似症状，后来发展到咽喉和气管炎，同团的医生也主动为他“会诊”，结论是中国的病毒同美国不一样，他们都是易感人群。试用了一些自带的抗生素，也不奏效，病情越来越重，到北京时不得不去中国医院接受治疗。而到了医院他才发现，这家医院正是他最期望访问的北京协和医院。如中方接待所述，医院确实很忙，医生很快为他作出了支气管咽喉炎的诊断，并开了西药和中药，令他奇陉的是，医生并没有为他做任何检查，也没有拍x光片。
    如果说考察团回到美国后，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写出的有关针刺麻醉的评估报告代表了研究组的官方结论，那么下面几段培皮日记的原文就足以反映他在访问期间对针刺麻醉的感想和“私下看法” [125]：
    5月4日
    在香港时，我们就开会制定了一份供大家考察使用的详细步骤。尽管现在还很早，我们已经可以总结出一些看法：
    ①针刺显然可以减缓疼痛；②针刺并不是完美的麻醉剂，在椎间盘有问题的病人和胃切除手术中，使用了局部普鲁卡因，针刺麻醉需要麻醉师或外科医生对病人不断地鼓励；③不曾有过准备用全身麻醉替代针刺麻醉的情况；④中国同行告诉我们，对于医生来讲，需要3～6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临床使用针刺麻醉；⑤很多针灸师是女性；⑥制定如下计划是明智的：在美国选10～12个医学中心，请有经验的针灸师参加做临床试验，我们或许应该建议美国和中国学者长期交流计划(6个月到1年)，目标是临床针灸实践和研究；⑦针刺的部位经常是，但不总是，在手术切口的附近；⑧外科医生和护士在手术室的手术技术非常优秀，在我们照相和录音的干扰下，医护人员很“酷”的行为，令我们肃然起敬；⑨参观结束后，主人都会请我们对全天的参观提问。
    5月6日
    当我观看这些病人手术(针麻开胸治疗肺结核)，疑问逐渐减少，针刺一定在手术中有“某种”镇痛或镇痛样的作用，以防止手术创伤造成的疼痛。当然，我们包括中国人都还不知道针麻的机制如何。
    5月18日
    假如要我现在一定说出我的看法，我会说针刺并不能产生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外科手术麻醉，但是中国人包括外科医生和，陆床工作者都相信肯定有效，只是科学家尚存疑虑。中国人声明机制尚不清楚。现在，5月19日星期日早晨，当我正在录音时，我对所参观到的情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迷惑。共产党的生活方式一定对临床医学有影响，有关健康的交流极其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