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时尚：中国医学界的一次豪赌

    《时尚》(Vogue)杂志名副其实，总部设在世界时尚之都纽约的曼哈顿，是专门介绍时髦女人、流行时装、化妆品、名牌生活用品等时尚潮流的大型图片杂志。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现代杂志为什么会在1972年新年首刊报道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东方针灸术呢?答案十分简单，当时针灸在美国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91,92]。
    文章的作者奥德丽•托平(Audrey Topping)同中国和美国新闻界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她的先生托平时任《纽约时报》的助理编辑，她的父亲在国民党时期曾任驻中国大使，而她同先生的初次相遇正是在中国南京。
    1971年，托平同先生在中国各地采访，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延安、沈阳、鞍山等大小城市的医院、疗养院及聋哑学校，对针灸疗法进行了详细采访，以“眼见为实”(Seeing is believing)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还采访了很多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专家，然后写出介绍中国针灸的文章，没等到他们夫妇返回美国，文稿就从中国先发了回去。《时尚》杂志的编辑抢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于新年首刊发表此文，想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托平的文章配有中医针灸图和醒目的标题：“针灸：奇愈?” [91]。题目后面虽然加了个问号，但作者的倾向性是很清楚的，作者认为中国医生们正在用国家医学声誉为赌注证明针灸的力量。文章以一个很西方式的假设开头说，如果针刺麻醉是假的，将如此容易戳穿的把戏表演给外国人看，中国人将来岂不是要丢尽脸面?言外之意，爱面子的中国人是不会开这种国际玩笑的。
    文章说，尽管中国报道了几十万针刺麻醉的成功病例，西方科学界对针灸的质疑从未间断。澳大利亚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可利(Sir John Eccles)评价说：“很荒唐，针灸不过是一种反刺激，对接收暗示的人有点催眠作用，本身没有治疗价值。”神经外科医生罗伯特•怀特(Robert J．white)说：“针刺麻醉在解剖学上毫无道理，其效果一定是催眠暗示所致。”
    与此相反，作者发现凡是亲眼目睹过中国针灸的西方人，都持有不同的态度。最先到中国参观针刺麻醉的两位美国科学家评论说，“绝对精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病人处于催眠状态。两人分别是耶鲁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高尔斯顿博士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家西格纳博士。他们在北京参观了4例大手术，针刺是唯一使用的麻醉手段，病人在手术中完全清醒，其中一个女病人还要求看一下刚刚摘除的卵巢囊肿，有棒球大小。
    高尔斯顿博士还告诉托平夫妇，他开始同其他西方人一样，对针麻深表怀疑，但亲眼目睹使他深信，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医学中学习很多东西。据他所见，手术中医生没有给病人用任何麻药，而病人在整个过程中是清醒的。
    托平还有幸采访了美国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医学代表团成员，纽约西奈山耳科学退休教授罗森医生和他夫人兼助理海伦。他们曾在北京参观了15例针刺麻醉手术，两人也十分肯定针灸的效果。据他们亲眼所见，除了手术前给病人用过50毫克美国很常用的镇静止痛剂杜冷丁(Demer01)以外，医生没给病人用任何其他药物。
    记者当然知道，在当时的情景下，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自己教授的证词要比来自红色中国的宣传可信得多。高尔斯顿、西格纳及罗森等回到美国后，以科学家和医生的名义在报纸和电视上大谈他们的所见所闻，民众对这些信息的强烈反响正是托平要写一篇关于针灸的详细报道和《时尚》杂志向她约稿的主要原因。
    在文章中，托平用她流利的笔锋为读者描述了在中国各地的见闻。在武汉医院，他们参观了两例针麻手术，一例是开胸心脏手术，修理瓣膜，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另外一例是为一位女病人切除咽喉肿瘤，当医生缝完最后一针，病人吃了几瓣橘子，然后不用任何人搀扶，站了起来，向外科医生和两位针灸麻醉师表示感谢，手握毛主席语录走了出去。托平生动地写道，病人术后站起来向参观者挥手微笑，脸不变色，可我们的脸色却变得苍白。
    开胸手术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明亮的手术室除了多了2位针灸医生外，同美国医院里的手术室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医生在患者手臂上各扎3针，不断旋转刺激约20分钟，直到病人感觉到手术部位麻木。外科医生切开皮肤，取出肋骨，打开胸腔，可以看到不断跳动的心脏。作者还写道，整个手术过程患者一直保持清醒，当医生将手放在患者的心脏上时，患者还用吸管喝了点橘汁，向参观者微笑，令我们几乎晕倒。
    托平还参观了北京第三聋哑学校，听了很多针灸治疗聋哑儿童的病例介绍。学校负责人说，他们用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指导治疗聋哑，发现哑经常是由于聋造成的，聋是主要矛盾。所以，先用针灸治聋，当很多人听力有进步后，再治哑。经一年多的治疗和语言训练，在283个聋哑学生中，有11人已经痊愈，转入普通学校学习。
    西方的耳科医生不愿对治疗结果作出评价，虽然听力图表明针刺改变了听力，但他们认为要观察3～4年后才能得出结论。对来自中国的红色宣传，西方人及科学界一直保持着防止受骗的警觉。尽管中国人清楚地说明，只有一部分聋哑儿童适合针灸治疗，但对于报纸上广泛宣传的针灸治愈聋哑的报道，西方医生的看法更趋于保守。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内科教授斯兆思(Bernard Straus)医生认为：“一些中国医生自欺欺人，被他们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宣传洗了脑。”
    托平还在中国参观了鞍山温泉疗养院和西安等地的疗养院，发现针灸还可以用于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强直及瘫痪等病证。她在文章中还介绍了古老的针灸历史和理论，同时还指出，针灸在法国、德国、前苏联等西方国家都有应用。
    数十年后，再读托平在《时尚》杂志的文章，仍然令人感到作者的执著和勇气。作者不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中国实地考察和采访中美医学专家，还对十分复杂的医学问题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与其说当时作者认为中国医生在用国家医学声誉为赌注证明针灸的力量，不如说作者被针灸的神奇所吸引，用自己这个名门出身的记者声誉参加了这次豪赌。正如作者在文中的自问自答，针灸是江湖骗子吗?托平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