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和皮鞋医生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医疗系统的另一件事在美国也引起了不同凡响，这就是“赤脚医生”(Barefoot Doctor)的出现。这一“新生事物”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毛泽东主席于l965年6月26日发表的举世闻名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有关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农民村医王桂珍的调查报告，第一次公开报道“赤脚医生”邯“。其含义是泛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这些“医生”一般没有进过正式医学院学习，仅仅接受过1～2年或更短期的医学训练，他们平日光着脚丫下田种地劳动，业余或兼职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赤脚医生的职责包括常见病治疗、病人护理、新生儿接生、上门送医送药、护送重病人去医院等等，服务费用极低或基本免费。由于他们同农民一样“挣工分”，所用的是廉价的“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加之简单的西药，所以她们的服务不增加农民的负担，深受中国数亿农民的欢迎。即使在中国寒冷的北方，那里的乡村医生并不赤脚，人们也亲切地称他们为“赤脚医生”。
    农村培养赤脚医生往往选取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女性青年，或者有家传的中医后代。当时来自城里的下乡知识青年，由于她们的文化水平高，见识广，自然是热门的候选人。而被选中的青年可以少参加或不参加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服务，感到救死扶伤很光荣，所以赤脚医生大多数都很喜爱自己的工作，农村医疗服务队伍也就很稳定。在很多当年下过乡的知识青年的记忆中，赤脚医生同当小学老师一样是个“巧活”，言外之意可以脱离艰苦的体力劳动。
    赤脚医生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政治需要，有关典型人物事迹被广泛宣传，还被搬上银幕。在娱乐作品极其贫乏的时代，以赤脚医生事迹为主题的电影《春苗》一炮而红，有关歌曲《赤脚医生向阳花》变得家喻户晓，其中“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至今仍然给受益过赤脚医生的人们带来温暖的回忆。
    上世纪末，旅居纽约的著名鉴赏和收藏家王己千老先生曾经送给年近八十，在纽约行医的黄羡明针灸大师一副颂联：“巧手医千病，红心暖万家”。对比上述歌词，可以看出颂联的出处，而且王老先生将黄老同赤脚医生巧妙地对比，并慷慨地放大了l0倍。我曾多次到黄老在纽约的府上拜访，看到过此联，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颂联的出处和含义，后来回顾赤脚医生的历史材料，才豁然发现王老先生的用意。如今，王老已经故去，黄老也在87岁高龄荣归故里上海，此联已经挂在黄老上海的家中，我想两位老人对颂联的含义应该是心知肚明。
    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一词从70年代为西方人所知，这个词翻成英文也通俗易懂，其引申含义不言而喻，还有一点幽默，西方人很喜欢。美国人理解中国的“赤脚医生”是指那些源于农村乡间卫生员，或“扎根农村”的城市知识青年，经过短期医学训练，回到农村做乡村医生。这些人的一个特点是治病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当时可能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对针灸和草药的功效宣传达到了神化的程度。相对“赤脚医生”而言，那些受过正
统医学院教育，尤其是受过西方式的多年医学教育，在城市大医院培养出来的医生应该被称为“皮鞋医生”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也大多数脚踏皮鞋。
    美国人当然是见惯了“皮鞋医生”，所以当听说中国的“赤脚医生”时，十分感兴趣。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在70年代那样的贫困条件下能做到全民有保健，十分佩服和赞扬，他们很自然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中国的赤脚医生和传统中医药系统。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系统都会遇到两大头痛的问题，一是受过医学院教育的医生不愿意去偏远的地区工作，致使乡村缺医少药。这些问题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美国仍然没有解决。为鼓励医生到偏远地区工作，美国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比如，美国移民局规定持Jl签证的外国医生，在美国接受住院医生训练并取得美国医生执照后，如能到偏远地区工作至少两年，将会被允许申请绿卡长期留在美国。不然的话，按规定持Jl签证进入美国的政府交流学者，除非特殊批准，必须在学成后回到所派国服务两年以上，才可以再申请来美国的签证。通常这些外国医生在美国接受医学训练后，一旦返回到自己的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再回到美国行医。美国的实际情况是许多持Jl签证的外国医生，尤其是印度籍医生，经常自愿到偏远地区工作以换取豁免回国服务两年，但他们通常在工作了刚满两年之后，就设法转回大城市工作，所以美国偏远地区缺医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美国医疗系统的另一个问题是医疗花费太昂贵，低收人者根本负担不起。这个问题随着新的医疗诊断技术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新药出现，变得更加严重，并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早期踏人中国开放大门的美国人发现，令他们十分头痛的两大医疗问题在中国解决得很好，赤脚医生安心在农村工作，而以针灸和草药为主的医疗十分廉价。很多美国专家呼吁中国的医疗方式很可能会给美国的医疗改革提供重要的启示。尽管当时美国人对中国医疗系统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些评价不一定准确，赤脚医生方式在今天看来也不尽完善，但当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医疗改革应当是震撼世界的，有很多经验值得汲取，很多中国农民至今还十分怀念当时的廉价医疗。
    “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模式曾经引起全世界医疗界的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1年报告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也曾评论赤脚医生系统，“虽然简单粗糙，但行之有效。只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就从35岁增加到68岁，几乎翻了一番。”
    令西方人百思不解的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赤脚医生这个全世界都看好的医疗模式竟然在中国消失了。同中国的“针刺麻醉运动”十分相似，中国的赤脚医生在短短的10余年内经历了大起大落。“赤脚医生”这个词最早正式出现在1968年的《人民日报》上，随后在全中国流行，于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保健站”被称为解决当时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大法宝。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数量曾达到150多万人之多，还有生产队的卫生员和接生员390多万人。后来，中国社会发生变革，政治和经济的改变也动摇了赤脚医生的基础，到l985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至此，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历史彻底结束。
    今天，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正在进入“小康”，中国医疗体系面临着同西方国家一样的头痛问题，国家领导人和医疗管理者面对着更大和更具有风险的改革挑战，人们应该反思，40年前那一场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赤脚医生运动可以告诉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