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美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针灸热”。
对于中国新闻媒体在70年代初大篇幅地报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针麻和针灸，西方媒体开始反应比较平淡。美国媒体仅有一些零星的消息转载，绝大多数美国人搞不清楚古老的针灸术对他们会有什么实用价值。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到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西方人多把来自中国的医学报道看成是红色的宣传，持怀疑态度也在情理之中。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官方的宣传可以不屑一顾，但对于他们自己人的证言和亲身经历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美国针灸热的源头
分析美国主要媒体在1971年中到1972年初有关针灸的报道，不难发现，有3件事被提及的频率最高，应该说是美国针灸热发生的关键因素。第一件，5月份有2位美国大学教授经越南转道到中国访问，被安排到医院参观，这是美国科学家第一次在中国亲眼目睹中国针刺麻醉手术；第二件，7月份《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正式应邀访华，因阑尾炎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接受了手术和针灸治疗；第三件，9月份有4位美国著名医生应邀访华，在中国各地目睹了多次针刺麻醉手术表演，证实了中国医生用针刺代替麻药手术的真实性。借着当时刚刚在美国刮起的“中国风”，这3件同针灸有关的事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所有当事人立马都成了明星，他们亲口讲的经历和见闻在美国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当时的情景是，美国公众看到自己信任的大牌记者赖斯顿先生从中国发来的报道，记述亲自接受针灸的感受和效果，同时听到了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科学家和著名的医生们讲述他们亲眼看到的神奇的针刺麻醉，广大民众开始激动起来了，感到发现了东方的宝藏。媒体随之推波助澜，迅速聚焦到针灸这个公众关心的热点。就是这样，赖斯顿“开刀后用针灸止痛”的故事被美国媒体广泛转载，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演绎成了赖斯顿“用针灸止痛后开刀”的故事，成为妇孺皆知的民间传说。
赖斯顿访华7个月后，尼克松总统于l972年2月的正式访华无疑为美国刚刚发起的美国针灸热火上浇了油。《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斯瓦兹(Han7Schwartz)1972年6月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针灸：针刺镇痛来到美国”，像是在正式宣布美国针灸高潮的到来。文中说道：“没有任何事能像发现中国针刺麻醉那样振奋美国公众的想象力了”。
据亲历了当时情景的纽约西医医生回忆[46],当时报纸几乎天天有关于针灸神奇疗效的报道，报道针灸能治愈各种疾病，甚至包括失明和瘫痪。到了1972年，美国到处都出现了所谓“针灸诊所”，很多东方人被从世界各地请来做针灸治疗，一些“针灸师”英语不佳，同病人沟通困难，资历也令人生疑。诊所老板公开为“针灸师”做广告，称他们为“医生”，还租用专门的大巴士，每天从各地拉病人到纽约“针灸诊所”来看病。公众对针灸的要求，也接近疯狂，任何地方，只要有针灸的字样，人们便蜂拥而至。
唐人街的针灸热风云
最先感到美国针灸热的应该是纽约和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医师了。在针灸热刚开始时，由于中美尚未建交，在美国懂针灸的人很少，少数会针灸的中医师主要集中在唐人街，以至于一时问物以稀为贵，供不应求。当年的华裔针灸医生回忆，当时每日有大巴士从华盛顿拉着患者到纽约唐人街找针灸医生看病，针灸师生意火爆，应接不暇，以至于诊室不够用而租下旅馆接待病人，针灸医师忙得只顾给病人扎针，连拔针的时间都没有，只好雇助手来拔针。有的针灸师生意之好，一个星期的收人就可以买下一栋房子。
很多华裔看到了这个难得的商机，迅速转行学习针灸。当年到中国内地学习针灸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人赶到香港，参加个短期针灸学习班，匆匆操针上阵。据一位美国病人讲，他找到的“针灸师”不久前还在银行工作。一位资深华裔放射科医生说，他和很多华裔西医师一样，虽然并不太懂针灸，但仅仅因为是华人面孔，就被邀请给美国医生上针灸课。还有一个美国人开了个针灸诊所，据说此人高中都没有毕业，就自称有几个博士学位，还谎称在一个远东的大学获得过东方医学博士，为针灸培训班讲课。早期美国针灸师队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受过系统的中医和西医训练的医师凤毛麟角，这些都为针灸后来在美国的坎坷道路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各种民间医学和迷信疗法盛行，有大批民众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这些条件为针灸在美国发展提供了土壤，神奇的针灸疗法很容易被这些民众接受。在1975年的一个医学会议上，一位精神病催眠医生甚至说，“在普通公众眼里，任何东方长相的人，不能讲英文，手持针灸针，都是好的针灸医生”。在场的华裔医生不失时机地提醒这位发言人和听众，当精神病学在不久前被引入美国时，任何人只要有个德国名字，都可能被当成好的精神病医生。
曾任香港针灸学会会长，后来定居美国的中医兼作家陈存仁先生(原名陈承沅)，在他的《被忽视的发明》一书中记述：“在尼克松访华前，有2位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到内地访问后称赞中国的针灸术确有特效，引起了全美医药界各种杂志的大肆抨击。尼克松访华归来后，也说针灸确有特效，接着又有许多政界名人在唐人街请中国针灸师治病，多年之病竟然霍然而愈，半身不遂不会走路的，立时走路。于是美国就掀起了一阵针灸热，大家拼命找中国针灸家治病。”[47]当时陈存仁先生身在香港，对美国情况有些了解。但他文中提到的“哈佛”教授，可能是误传，其中一人是耶鲁的教授，另一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大概同哈佛沾边，关于这2位教授的贡献，本书前面已经有详细的介绍。
美国针灸热初期，中国内地还处于全封闭的状态，除了重要的政治客人以外，其他普通西方人要去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如此特定的情况下，香港和台湾的中医界立即成了中国中医界的“国际代表”，如同中医所讲的“代君受邪”。早年在台湾和香港行医的一些中医针灸师，隔着大洋也感受到了美国的针灸热潮。一些香港和台湾的中医师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被国际针灸界看成是中国针灸的正宗代表，所出版的英文针灸书籍和针灸挂图也都很畅销。
据陈存仁先生回忆：“我有2位同道，都在那边(美国)用金针治病，病人预约少则3个月以上，多则达半年以上。针灸家因此都发了财，于是香港地区和日本的针灸家，纷纷积聚于美国各地。针灸热从一窝蜂变成狂热。美国人天真得很，在电话簿上查到有中国的开业医生，便会打电话去约定要用针灸。但是中国医生未必个个对针灸有研究，而一天打来的电话，少则几十个，多则超过100个，因此有若干中国医生，特地到香港来雇针灸医生做他们的助手。一时我所创办的中国针灸学院，其学生都被他们邀请而去，生意滔滔不绝。”
早年在华盛顿行医的陈昌针灸师在《针灸医疗在美国》[48]一书中介绍，1972年中旬，全美第一家针灸中心在纽约73街成立，消息传出，两星期内登记看病的人达8000多，曾引起美国医坛的骚动。纽约医学会连日开会，谋商对策，向政府施加压力，阻止针灸师行医，并迅速立法规定施行针灸治疗者必须具有美国医学博士MD资格才能扎针。
陈医生还在书中介绍了一位华裔“针灸大亨”的传奇故事。此人名叫胡振南，5岁时移民美国，父母从事洗衣业，倾力供养儿子求学，最后胡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进入华尔街金融界，事业成功，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在美国华裔中是个佼佼者。可是却因树大招风，被人暗算，在移民局档案中查出破绽，告他当年进人美国用的是假出生证，属于非法移民。胡先生因此惹上了官司，结果几经波折，耗尽家资而破产，法院公布的欠债为1000多万美元，他最后口袋里只剩下200多美金。但胡先生并没有放弃，他转行学习针灸，专程到香港参加了培训，回到美国后在华盛顿开了个针灸诊所。据陈医生介绍，他在一次饭局中同胡先生相遇，餐后两人争相结账，他亲眼看到胡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沓百元现钞，大约有万元之多，令在场的洋人瞠目结舌。事后陈医生感慨到，真是“大死后的再生，不到十八年，又是好汉一条”。
由于华人社区同美国社会相对隔离和文化差异，多数华裔中医师当时并不十分了解美国主流社会，也很少有人具有在美国行医的资格。所以，华裔社区对突如其来的针灸热反应十分被动，仅仅是各自为战，没有提出很好的统一对策，错失了很多良机。直到多年以后，很多人才恍然大悟，搞清楚美国当时针灸热从何而来。
美国的中国针灸热使日本的针灸界也跟着沾了光，已经完全西化的日本医学界突然意识到在他们国家并不受重视的传统针灸术很受西方人喜爱，日本出版的针灸书突然大受欢迎[44，49]，在美国卖得很好。还有很多美国病人专程飞到日本接受针灸治疗，日本针灸师的“国际地位”突然提高。令人不解的是，日本同美国交往多年，美国人有很多机会了解日本针灸，但很少有美国患者或医生对日本针灸表现出特殊的兴趣。比如，美国棒球队在同日本队的比赛中，亲眼看过日本队员接受针灸治疗，也听说过效果良好，但并没有美国队员要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日本长期有驻军，美国军人和军医都曾见到过日本人使用针灸治疗疾病。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专门为美军生产的工艺品中，就有一个是一位日本妇女给一个老头背部扎针灸的陶土塑像(Japanese Hakata Urasaki Doll)，塑像栩栩如生，堪称精品，现在已经成为稀罕的古董。
令日本针灸界感到愤愤不平的是，虽然他们一直强调日本针灸具有很多
日本“妇人老汉背针像”很早就传入美国
独特之处，不同于中国针灸，但美国人根本搞不清日本针灸同中国针灸有什么区别，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针灸都是中国的。韩国的针灸术亦有许多独到之处，韩式针法在美国亦有流行，美国也有很多韩裔针灸师，但韩国针灸在美国的命运同日本针灸一样，统统被美国人归为中国针灸，至少广大民众是这样认为的。由此可见，中国的针刺针麻和针灸外交给美国广大民众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美国人将“针灸”这个词同中国紧紧联系到一起，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
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早期美国人对针灸的狂热并没能持续很长时间。很快，针灸在美国就遇到了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