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而自豪，外交技巧也灵活多变。人们熟知的有“乒乓外交”、“熊猫外交”，甚至“茅台外交”。针灸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过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更广泛的后续国际影响[40]. 遗憾的是，很少有史学者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70年代特定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多年，各自宣传自己的制度优势，两边的民众没有直接接触和比较，几十年舆论之战不分伯仲。当资本主义客人首次来到社会主义中国访问时，主人要做的自然是向客人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很多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都还记得，当时全中国家喻户晓的”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主要有4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人工结晶合成牛胰岛素；成功研制针刺麻醉手术方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当年有计划地对外宣传针灸和针刺麻醉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将针刺麻醉列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还有意地将针灸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用来吸引西方人的注意，以便建立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这当然同中国当时所处的封闭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匮乏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有很大关系。为了冲破西方阵营的封锁，消除麦卡锡主义反共势力的影响，中国政府当时十分需要正面的舆论宣传，需要一个西方人可以接受的“宣传品”。
中国人深知，对来自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客人来讲，大部分中国现代科技成果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针刺麻醉手术的现场表演的确能让美国客人震惊和心动，让客人们感到东方文化的神秘。在诸多”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中，也只有针刺麻醉最具有中国特色。此技术源于古老的中国针灸术，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做背景，传统针刺能同现代西方医学结合使用，实属中国人独创发明。针刺麻醉通俗易懂，立竿见影，适合演示，足以吸引西方人的眼球，是最合适不过的“宣传品”了。此技术在当时并不是刚刚发明，而是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在中国各地医院的多种手术中取得成功，累计病例很多，只是出于“保密”考虑，中国从未对外正式公布。
1971年7月18日新华社正式向全世界公布“中国针刺麻醉成功”，这一天成为中国现代针灸史上最重要的一天载人史册。411。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天，《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阑尾炎手术后的针灸治疗。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可能是现代西方针灸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针灸治疗，就是这次治疗点燃了西方针灸热的导火索。历史的事件竟然如此巧合，就像一切事情都是预先计划好了的一样，其中有没有刻意的安排，尚不得而知。
有关中国的针灸外交还有很多历史资料可以佐证。据赖斯顿夫妇留下的文章和记录证实，他们刚到北京，中方接待就安排他们参观了一家医院的针灸科，赖斯顿还将他在针灸治疗室里同一位女医生的照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背景是挂在墙上的针灸经络穴位图。显然，这是中国最早的针灸外交尝试。
如本书前文所述，赖斯顿在北京因病住院期间，周总理专程到协和医院探望了他。第一次见面，周总理就对他提到了针灸，说针灸会帮助他康复。周总理一直对中西医结合成果十分关心，曾多次亲自过问针刺针麻研究。由此可见，周总理对赖斯顿接受针灸治疗和对针灸有兴趣的情况十分了解，中国的针灸外交此时无疑已经开始了。
中国的“针灸外交”不但震撼了西方客人，也引起了海外华裔人士的极大兴趣。诺贝尔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是最早应邀访华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之一。同赖斯顿一样，他也是于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就到了中国，被安排到各地参观访问。杨振宁博士回到美国后，于l971年9月21日，在他任教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表了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讲演。此讲稿后来被香港70年代出版社出版，载人《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一书中。从讲稿的内容看，他也是当时中国“针灸外交”的亲身经历者。很明显，在他的讲演中，有关针灸麻醉的内容最精彩，不时赢得听众的阵阵掌声[42]。
杨振宁博士在讲演中说：“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4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龄在25～30岁的年轻妇女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90分钟。”
物理学家出身的杨博士，还对所见到的电针作了详细的描述：“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2厘米，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12～15伏特问，频率为每分钟l00～150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通电后大约20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
有关针刺的位置和感觉，他曾向中国医生询问：“针刺位置要求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误差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女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么办(笑声)?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为了要得到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20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准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20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40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掌声及笑声)。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
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杨博士曾在上海生理所向研究人员询问，得到的答复是：“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割切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上海脑研究所张香桐教授提出的针刺干扰理论，是中国科学家独立提出的[43]。其要点为，疼痛是电波从伤口或病灶传到大脑的一种感觉，针刺也可以产生一种电波，降低或阻断疼痛电波的传导，从而止痛。西方也有类似的“闸门理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外宾”都适合参观针刺麻醉，中国外事部门在实践中也有过教训。1971年10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不过，这一次是公开访华，他还带来了两位年轻漂亮的白宫女秘书。中方官员除了安排一些观光项目，还特意安排了参观针刺麻醉，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如何接待尼克松夫人取得经验。到达医院后，中国人请两位姑娘穿上了白大褂，戴上大口罩，陪她们进了手术室，参观的项目是用针刺麻醉为一名病人做肺部手术。然而，当针灸医生把银针插入病人的穴位并用劲地捻动时，其中一位来自马里兰的秘书朱莉精神承受不了，当场晕倒。后面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尼克松访华时，其夫人没有同其他人一道参观针刺麻醉。
针灸外交的友好使者
相比之下，赖斯顿夫人莎莉的确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士，她曾在手术室参观过针麻开胸手术，还当场拍照记录手术的实况。出于对针灸的兴趣和支持，莎莉女士为1972年在纽约出版的《大众针灸指南》[44]写过一个序言，此文应该是完成于尼克松访华之前。40年后重读此文，可以清楚地看出针灸在当时沟通东西方相互了解中起到的作用，中国针灸外交之成功尽在其中，莎莉不愧为一位针灸外交的友好使者。全文翻译如下：
很多年前，一次英国出现大雾，伦敦晨报新闻的标题是：“迷雾笼罩海峡，内地分离”。
在过去22年里，太平洋的上空一直被政治迷雾笼罩，将中国同西方分离。偶尔，迷雾淡薄，神奇显露，人们好奇到底是谁同谁分离。
对于美国人来讲，没有什么比看到中国医生同时用现代西方医学和古老的针灸术使他们感到更惊奇和震惊的了。开始人们表示怀疑，称针灸为“催眠术”或“针灸骗术”，而现在很多美国医生在重新思考，或者至少是暂不下结论。美国健康研究院已经指定了专家研究针灸。密苏里大学健康科学院教务长达蒙德医生和怀特医生的中医研究同事们已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研究。费城的天普(Temple)大学医院正在使用针灸治疗疼痛。
《针灸指南》是一本严肃的，严格的，以作者多年经验为基础的针灸书，此书会帮助揭开无知的迷雾。很少有什么比人们的病痛更重要的事情了，如果书中的结论能被证实和发展，人类无疑会从中受益。
必须特别澄清，我并不是医学专家。就在美国总统宣布他的万众瞩目的中国之旅，我同我的先生正好在北京。刚刚到达不久，我的先生就患上了急性阑尾炎，接受了手术，后来还接受了针灸治疗疼痛。
中国医生聪明，有创造力，技术娴熟，而且待人和蔼。但在开始时我们确实有些不安的感觉。当我扶着我的先生进入北京反帝医院的大门，注意到门旁的金色字体的标语：“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与此相悖的是，医院的内部却是安静、清洁、充满了人性。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们，现在这些标语都已经被拿下了。
我们了解到，中国的医学哲学同西方医学有一些根本的不同。中国人较少使用药物，即便是大型手术，也喜欢让病人保持清醒，这样术后的恢复更快、自然、容易。我先生的手术使用的是局部麻醉，在手术中他完全清醒，一位中国外交部的外交官就站在他的身边，为他做翻译。
两天之后，中国医生检查了我先生的腹痛，认为属于手术后常见的症状，并建议采用针灸治疗。两根针分别刺入肘关节偏上和膝关节以下，在大约15分钟里，针灸医生不时地摇动针灸针，同时使用艾灸。针灸医生将大约12英寸长的纸包的艾卷(内有艾蒿草)掰成两截，分别点着，像两根雪茄一样，然后在腹部上方旋转熏烤。艾苹燃烧的烟飘向上方，一位护士在腹部两侧各放一张纸，纸的中央有个1英寸左右的孔，艾灸的辐射通过此孔照到腹部。不管此疗法的科学基础是什么(即使中国医生也承认，如同阿司匹林一样，他们不能解释针灸的原理)，但结果是病症消失了。
比我们个人经历更有意义的是针刺用于手术代替麻醉药的新应用。从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一个公社，在那里我们见到两位赤脚医生使用针灸，到中国北方海岸的大连，再到上海医院里的大型手术室，我们到处见到这个古老医术的新应用。
一位14岁的男孩，12岁时患了小儿麻痹，不能行走，经过针灸等综合疗法，现在已经可以拄拐行走。我们看到针灸针刺入他的腿部，连通6伏特的电刺激仪，使他的腿产生不自主的颤动。
在上海的华山医院，一位26岁的女孩20来年只能用吸管进食。儿童时患结核病使她的下颌关节不能活动(聂颌关节强直)。这种手术，过去需要乙醚麻醉，术后病人通常3天不能进食。现在用针灸麻醉，病人手术中完全清醒，术后坐起来，吃了冰激凌，然后离开手术台。
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他们每天用针刺麻醉拔300多个牙。针刺的位置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叫合谷穴，病人两侧的合谷穴各扎一根针灸针。病人讲，扎针的时候就像蚊子咬一下似的，拔牙的时候并没有感觉。确实，病人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而我却皱了。
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观看了一例右肺和肋骨切除手术，手术在两小时以前已经开始。一位护士坐在病人的头旁，不断地旋转一根扎在肩外侧臂俞穴上的针灸针。当外科医生在病人的背后切开了一个洞正在手术时，我们还能同病人谈话。病人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说他叫陈春扩(音译，ChenChun-kuo)，今年24岁，在一家食品加工厂工作4年多了。当我先生同这位年轻人对话时，我在手术台的另一侧，站在凳子上拍下了他正在呼吸的肺脏，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手术腔。当我们离开手术室时，陈春扩正在用勺子吃橘子瓣。
是否有什么隐藏的催眠术我们没有发现呢?中国人否认，并解释说针刺麻醉现在可以用于婴儿和动物手术。
当我从医院的窗户里嘹望北京狭窄的街道，倾听远处传来菜贩的叫卖声，看着顽童们用竹竿钓取树上的果实，我想到中国的奇迹可能已经超过了丝绸和马可波罗的香料。
莎莉·赖斯顿
莎莉的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夫妇在中国参观针灸和针刺麻醉的情景和感受。如她所述，虽然她不是医学专家，但对针刺麻醉的神奇却是感叹不已。因为她的夫人身份，莎莉可以写出赖斯顿不好公开讲的话，应该说她对针灸的评论代表了他们夫妇的意见。此文中，莎莉从一根小小的针，引申到妨碍中美交流的政治迷雾，隐喻同中国的长期分离对美国没有好处。虽然两国政治制度和信仰不同，但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从此文中可略见一斑。
在冷战时期，中美隔绝了20余年后，一位知名新闻记者和他的夫人，第一次访问中国，尽管遭遇了白宫同胞的“暗算”和“反帝标语”事件，但还能实事求是地报道所见所闻，写出对中国十分友好的文章，中国针灸外交的贡献功不可没。莎莉的文章虽然不会像赖斯顿文章那样经常“泛滥”于美国的各大报刊，但她优雅的文字如同她“校园美女”的名声一样，令人难忘。
中国针灸外交十分奏效的另一个标志是，l972年尼克松访华前，美方特意提出要求安排参观针刺麻醉的请求。如前文所述，受周恩来总理之命，叶剑英元帅亲自作了安排，还观看了“预演”，可见中国当局十分重视这次参观。30余名尼克松访华团成员及记者在北医第三医院观看了针刺麻醉肺叶切除手术的全过程，一切按事先计划完成，针麻手术表演进行得完美无缺。画面由通讯卫星直接传到美国，产生的反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中国针灸征服了美国代表团，征服了美国民众，也征服了世界，这也正是中国当时在外交上最需要的宣传效果。
中国的针灸外交取得了多方面的效益，不单一次次吸引了西方来访者的眼球，在西方舆论界引发轰动，还成为外交中有趣的话题。下面对话取自中美高层会谈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根据几年前解密的美国国家档案中的“基辛格密录”记载，l974年基辛格访华时同邓小平副总理的谈话是这样开头的[45]：
时间：1974年11月26日下午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
主题：关系正常化
基辛格感谢邓小平安排他的家人参观紫禁城，当基辛格提及他的妻子南茜要去看针灸参观示范时，邓小平和他谈起针灸术的历史。
基辛格：谁会想到把一根针刺入身体能治病呢?全球没有其他文明能想出这招。
邓小平：我们能回归正题吗?我们想听博士的意见。好吗?
中国安排西方客人参观针刺麻醉的外交回报是十分明显的，尽管观看针刺麻醉表演后并不能让每一个参观者都心服口服，但参观过针刺麻醉的西方客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震惊，他们都很骄傲有机会在中国看到神奇的医术。很多人回去后通过接受采访、发表讲演、撰写文章等方式将其所见所闻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由此还导致了中国针灸麻醉在西方的种种传说和演绎。尽管在科学上解释针麻现象十分困难，人们只能根据当时对人体的认识和理解对针麻作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中关分离多年，社会制度不同，政治观点对立，但美国主流媒体发表的关于中国针刺麻醉的大量报道和评论，即便是几十年后再看，绝大部分都是友好的，实事求是的。这些报道和宣传对西方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很多由此演绎出的民间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政府精心安排来访外宾参观针灸，当时主要是为了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同时进一步与西方建立广泛的联系。中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刻意要在西方普及针灸疗法，也没有向西方输出中医针灸的计划。至于后来出现的西方人纷纷来中国取经，学习针灸，那是西方人的主动和热情。历史证明，从任何一个方面讲，中国当时的“针灸外交”都十分成功，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还为在世界范围普及中国针灸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