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中国人很了解针刺麻醉在美国遇到的尴尬局面，在关键时刻，中国中华医学会出面邀请了4位知名美国医生同他们的夫人于l971年9月访问了中国。其中之一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医生，世界著名的心脏病专家，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大学的教授怀特(Paul Dudley White)医学博士；另一位是密苏里大学健康科学院院长达蒙德(Grey Dimond)医学博士；还有一位是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社区健康教授赛尔德(Victor Sidel)医学博士；最后一位是纽约西奈山医学院耳鼻喉科退休名誉教授罗森(Samuel Rosen)医学博士。这个特殊的代表团包含了4个不同学科的资深医学专家，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称为美国医学界的“四君子”访华团。“四君子”带着特殊的目的访问中国，在中国政府的精心安排下，参观了许多医院和手术，而他们带给美国医学界的是更多的惊奇。
有关美国医学代表团访华考察的详细情况，达蒙德医生写过一些介绍文
章，文中详细地回答了美国民众和医学界所关心的问题[23]。
“四君子”代表团在中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礼遇。当他们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就听到机长广播说，请大家不要动，让重要代表团成员先下飞机。像其他乘客一样，4人没敢离开座位，同大家一样翘首等待重要客人先下飞机。过了好一会儿，空中小姐走了过来，十分礼貌地告诉他们，乘客们都在等待他们先下飞机。这几位美国医生方才醒悟，随之受宠若惊般地赶忙提起大包小裹，有点狼狈地走下了飞机。更没想到的
“四君子”：怀特(左上)，达蒙德(右上)，
赛尔德(左下)，罗森(右下)
是，在飞机下面等待他们的是一排中国医学会的最高官员。
美国“四君子”访华团所获得的礼遇，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空前绝后”的高规格，大概因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中断交往22年后，第一个应中国邀请访华的美国医学代表团。据达蒙德医生回忆，参加接待他们并一同座谈的中国医生有：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著名外科医生黄家驷教授；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天津医院院长、著名内分泌专家朱宪彝教授；北京阜外医院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等。这个名单几乎是把中国当时在京的名医“一网打尽”了，而且他们都是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西医。在首次中美医生会面时，“四君子”感到像是同学聚会，所有中国医生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事隔20多年，中美医生再度相会，大家似乎并无忌讳。令美国医生十分感激的是，这些大牌医生都能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同他们长时间交谈，回答他们的任何提问，并安排他们参观各自所在的医院。
在后来的访问中，“四君子”发现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各医院参观，翻看病历，随意拍照，可以同任何医务人员和患者交谈。他们感到唯一受到的限制是所有同中国人的交谈都要通过翻译，因为他们及夫人都不懂中文，至于翻译是否从中作梗，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达蒙德医生访华时拍摄的照片曾作为医学继续教育材料使用
不知道是否出于减少中美相互误解的考量，达蒙德医生回美国后发表的文章中确实使用了一点从中国翻译那里学来的翻译技巧，他将参观过的北京“反帝医院”用拼音写成Fan Di医院，而没有用英文意译的Anti—Imperilism(反对帝国主义)医院。
“四君子”的中国之行，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在多次记者访谈中及撰写的文章中都评论到，中国人给他们的印象是健康快乐、待人礼貌、工作努力、虚心好学、诚恳坦率。在广州和北京等地，他们参观了7所医院和很多医疗机构，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医疗系统。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尽管语言不通，但他们可以用听诊器倾听心脏跳动的“国际语言”，读懂心电图和x光片等“通用文字”，清楚地了解中国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只有一个现象令他们费解，就是在几乎所有的会议中，都有一位身穿绿色军装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坐在那里，他们弄不懂这样会对医疗有何帮助。
“四君子”用他们的职业眼光仔细地察看了中国的医疗状况，发现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领域里，中国医生使用的诊断方法、实验检查和治疗手段等等，同国际通用的标准没有差别，中国医生使用简单的医疗器械，能做出漂亮的手术，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显然十分重视传统草药和针灸的使用，尤其是在基层医院中，将近一半的医疗服务是传统的中医疗法。在美国医生的眼中，中国政府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营养不良，控制了传染病流行，基本消灭了性病，为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提供医疗服务，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陈可冀院士回忆，当时由吴阶平和吴英恺院士主持，在北京饭店开过一个小型隆重的座谈会，参加的有著名心脏学家黄宛、方圻、陶寿琪教授及中医研究院名中医郭士魁和陈院士本人等。怀特教授听了中医药治疗心脏病文献和研究介绍后说：“中医药历史悠久，记载丰富，有经验，相信会探索到有效的防治冠心病的方法。”这表明美国医学专家很实事求是，尊重中国医学，当时国门初开，陈院士听到这些话很受感动。
可是，上述这些见闻并不是美国医学界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有关中国的医疗服务消息和评论，美国民众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略有所闻。当时最令美国医学界焦躁不安的是，美国医学代表团亲临现场是否能够看出针刺麻醉的破绽。
中国政府当然十分清楚美国医生来华要完成的“任务”，当他们从广东一入境，中方接待就明知故问地询问客人们希望参观哪些项目，得到的一致回答是针刺麻醉，中方随即安排参观。
据达蒙德医生回忆，他们从香港进入中国后，于1971年9月16日在广州的广东人民医院最先参观了3例针刺麻醉手术，分别是男性甲状腺肿瘤切除术，男性胃溃疡胃大部切除术，女性甲亢甲状腺切除术。中国医生坦诚地告诉他们，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用过400毫克的镇静安眠剂安宁(Mihown)或者是60毫克的镇痛止静剂杜冷丁(Demer01)，但在手术前和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麻药。美国医生们都认同，病人所用药物的作用和剂量都达不到为手术麻醉的效果。他们详细观察了手术的全过程，拍摄了很多照片，还在手术中同医生和患者对话，3位病人在手术中都一直保持清醒，没有人抱怨疼痛。
手术完成后，他们还同手术的主治麻醉医师，当时广州地区针麻协作组组长陈志明医生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陈医生十分坦率地回答了几乎他们所有的提问，并介绍说，该院从l959年开始针刺麻醉手术，共做了1500多例，其中有90％左右的病例取得了成功。在各种不同的手术中，甲状腺切除术成功率最高，而腹部的手术有时效果不好，内脏的牵拉会造成不适的感觉，腹壁太厚的病人不容易肌肉松弛，瘦的病人效果比较好。陈医生还介绍，针麻手术的病人是事先经过选择的，有意愿并能接受的病人才可以被考虑，过于紧张和害怕疼痛的病人是不会用针麻做手术的。手术中，麻醉医生要对病人进行密切观察，如果需要的话，临时会给麻醉剂。当问到针麻的穴位是如何选择的，陈医生回答，主要是根据传统的临床经验。他还回答了美国医生的疑问，说针麻显然不是催眠术，在中国已经有数千个医生为数万名患者成功地做了针刺麻醉手术，在某些疑难的脑部手术中，针刺可以连续麻醉达6个多小时。
代表团到达北京后，中方又安排他们于9月23日到北京医学院第三教学医院再次参观针刺麻醉手术。这一次共参观了7例手术，分别是女性开颅肿瘤切除术，男性白内障切除术，男性的肺结核肺叶切除术，女性卵巢囊肿切除术，复发性阑尾炎阑尾切除术，以及两例针刺拔牙术。参观完毕，美国医生还听取了负责针麻手术的周汉光医生的特别介绍，周医生说该院从1958年就开展了针刺麻醉手术，已经做了4900多例。他介绍的针麻适应证和局限性等问题，同美国医生在广州听到的情况基本相似。
当问到电针刺激的数据时，周医生说他很抱歉，不晓得详细的电路数据，只知道电针仪是9伏特，0．5安培，使用的频率在120～180左右。周医生说他同很多受过西医教育的医生一样，起初对针灸表示过怀疑，但经过反复的临床实践后，发现针灸确实对一些疾病有效，除了针麻之外，他还使用针灸治疗腹痛、肾绞痛、胆囊痛、牙痛等病症。虽然没有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但他发现，如果在穴位处注射局部麻醉药物，再针刺穴位就不能产生对身体其他部位的“麻醉”作用。周医生当时描述的这个现象，似乎说明针刺麻醉的作用要依赖神经系统。后来的实验研究证明，针刺的效果要依赖完整的神经系统。
当问到麻醉医生是如何选择穴位时，周医生回答，最重要的是需要在患者的手术部位产生“麻、胀、重、热”的感觉。这一点，在美国医生所访问的7家医院中，得到的回答是完全一致的。
从历史资料来看，达蒙德医生上述的回忆可信度很高。因为当时中国政府还接待了北美华侨回国访问团，其中有台湾在美国的两名留学生王春生和王正方，两人回到美国后写了一本叫《台湾留美学生在中国内地的见闻》[24]。书中记载了他们于l971年9月到北医三院参观针刺麻醉的过程。两人还提到，同时参观的还有40多位来自加拿大、法国、埃及等各国的外宾，虽然他们不大可能同美国医生同一天参观北医j院，但两位留学生描述的针刺麻醉手术病例，接待他们的周汉光主任的谈话，以及中国医生们对针刺麻醉的介绍，在很多细节上，同美国医生发表的英文文章非常一致。这也说明中国当时已经将针刺麻醉列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项目。
美国的媒体显然十分在意他们自己的医生如何看待针刺麻醉，纷纷争相采访从中国归来的4位医生。在“四君子”中，达蒙德医生显然是位“秀才”，他不但同其他人一样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还亲自撰写了一些文章，对他们的所见所闻做了详尽的描述，分别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学报》、《星期六评论》、《星期六季刊》等美国最有影响的专业杂志和大众媒体上[23，25-27]。达蒙德医生还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回到美国后到处应邀讲演，介绍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的讲演稿和幻灯片还被美国心脏病学会作为继续教育的教材发给学会会员[28]。
当年“四君子”访华引发的一系列后续关于中国针灸的报道，几乎都发表在影响巨大的美国主流媒体。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如果一定要选出影响较大的文章的话，当属下面两篇。
“我曾亲眼所见，针灸确实有效”(I have seen in the past and it works)，是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罗森医生发表在1971年11月1日《纽约时报》上介绍针刺麻醉文章的题目[29]0如同中国人讲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罗森的名
美国客人发现针麻手术患者手握《毛主席语录》
言给美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广泛引用，出现在后来很多关于针灸的评论文章中，甚至书的封面，成为当时对中国针灸评价最流行的名言。以至于后来还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有人把这句话加到尼克松的医生或记者赖斯顿头上。
罗森医生在文章中首先说：“我知道我所要讲的事不会有人相信，因为一位在广州大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告诉我，在亲眼看过很多次之前，他也不相信。”接着，罗森医生在文章中描述了他们几位美国医生同夫人在广州和北京所参观的l5台针刺麻醉手术，其中包括开颅和开胸等多种不同的手术。他们认真地观察了手术的全部过程，发现除了术中不用麻药而使用针刺以外，所有的过程同他们在美国医院里进行的手术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另有一个细节，引起美国医生的注意，就是有的患者在手术中紧握一本《毛主席语录》，对此，罗森医生在文章中写道：
“有一个参观者提问，毛主席的思想是否能对病人起到自我催眠或暗示的麻醉作用?外科医生回答，有可能，但针刺麻醉手术对兔子和猫同样有效。据我们所知，它们还没有受到毛主席思想的影响。”[29]
另一篇文章，在美国医学界曾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达蒙德医生于1971年l2月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的题为“针刺麻醉”的文章[26]文中，达蒙德医生对他们参观的针刺麻醉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我们于l971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自观察表明，针刺麻醉在中国临床医疗已经处于被接受的位置。受过现代医学训练，技术很好的医生已经接受了这一方法，并且认为这是确定的进步。中国人的忍耐性和当前理想的灌输有一定作用，但看起来不足以解释针刺麻醉的效果。神经通道的存在还没有被证实，只是假设。中草药和针灸疗法正在被广泛深入地应用和研究。在今天的中国，西方医学和传统中医必须合作，一同教学、研究、治疗病人。这样浪费可能很大，专业工作很艰辛，疗效证据也不清楚，但是，目前进行的规模浩大的临床应用研究可能为世界带来惊奇。”
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相信“眼见为实”。美国医生们亲自参观了针刺麻醉手术后，发现情况远远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针刺麻醉绝不是简单的骗局，因为实施手术的都是受过良好的西方医学训练的外科医生，全部过程公开参观。针刺麻醉也不是他们猜想的“催眠术”，因为病人从始至终都非常清醒，可以随意对话、拍照。中国医生很愿意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似乎没有什么秘密需要掩盖。只是中国医生对针刺原理的解释，如中医的“经络”、“穴位”、“气”等等令西方人摸不着头脑，似乎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理论用在针刺麻醉上全都不好使。
专家就是专家，因为搞不懂，所以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关于针灸的评论十分耐人寻味。他们大多表示尊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承认针灸潜在的应用价值，不排除中国人发明的针刺麻醉有重大意义，但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其实，这些反应都是典型的科学家行为，美国医学圈内流行一句话叫“绝对不要说绝对”(Never say never)，就是指在医学上，经常有想不到的例外。他们不能否认亲眼所见的事实，但又不想冒险肯定不能理解的现象，同时还想保全自己的名声，不希望有朝一日被证明上当受骗，让人贻笑大方。正因为如此，人们从美国医生关于针刺麻醉的评论中似乎听不出什么十分肯定或否定的言语，他们有关针刺麻醉的很多评论都十分模糊，充分留有余地。但是，美国广大公众还是从他们的字里行间和话里话外得出两个清晰的结论：针刺麻醉是在病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完成的，即便是医学专家也看不出有什么隐藏的骗术。“四君子”带回来的关于中国针灸的信息，还为后来针灸治疗疼痛性疾病在美国的广泛临床应用埋下了伏笔。一年之后，《时代》杂志发表的“以针治痛”文章中，一开头就提到了“四君子”中国的见闻[30]o
美国医生还注意到，在中国从事针刺麻醉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都是受过很好的西方医学训练的专业医生，他们大多数在开始时也不相信针刺能代替麻醉，但实践让他们信服。在适合针刺麻醉手术的病人中，他们能够取得90％的成功率。在此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当时中国医生所说的针麻手术成功率，是指在事先选定适合针刺麻醉的病人中的手术成功率，而不是指所有的病人。这一点对理解针麻的实用性，十分重要。
“四君子”的访华结果让美国医学界的一些人士非常失望，即便是美国医生亲眼所见和亲口所述，某些医生还是不能接受针刺麻醉这个没法理解的现象。当时有评论抨击说，4位医生中没有一位是麻醉师，所以他们不能对针刺麻醉作出真正的评估。还有人怀疑这几位医生在中国被蒙骗了，也有人说，怀特医生太老了，已经不懂医学了。美国医学会通讯当时还发表了很多不同声音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