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编者赖斯顿如是说

    原来在《纽约时报》撰文的是该报的著名记者，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先生(James Reston l909～1995年，内地译为赖斯顿或罗斯顿，台湾译为雷斯顿)。他当时是《纽约时报》副社长及驻华盛顿分社主任。赖斯顿出生在苏格兰，小时候就同父母移民到美国，人们昵称他为“苏格兰佬”(Scotty，或译为“思考迪”)。赖斯顿文风朴实幽默，观点敏锐，力主新闻自由，无惧强势，被公认为是最有影响力和最值得信赖的美国记者。赖斯顿一人独得过两次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新闻大奖，获得过28个荣誉博士学位。他的文章深受读者喜爱，在上个世纪中下叶，他的名字在美国民众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赖斯顿刚出道时不过是个报道体育新闻的小记者，后来遇到机会加入了美国最大的新闻机构美联社，因工作出色，转行报道政治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驻伦敦记者，发表过很多重要新闻。赖斯顿的政治新闻报道使他逐渐成名，后来被家族经营的《纽约时报》挖去做专栏作家，成为大牌记者。在《纽约时报》工作数年后，赖斯顿终于等到他盼望已久的位置，坐上了《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主任这个闻名政治新闻界的宝座。赖斯顿在华盛顿工作期间如鱼得水，报道过很多重大新闻，业绩不凡。
    赖斯顿犀利的政治专栏评论文章，曾对美国政界产生了无形的影响。据《纽约时报的风格》一书介绍，政府的许多政策，因为赖斯顿的质疑，而在悄悄地改变；也有许多政策，唯恐受到赖斯顿的质疑，而不曾实现。因此，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是对政府制定政策的无形约束。赖斯顿的写作能力极强，常能对枯燥无味以及严肃刻板的政治问题信手写来，引人人胜。他的写作不仅文字优美，而且反映出他的正直、热情、聪明和公正的性格。他虽有好斗性，敢于冒险，却是一位极有幽默感的人。
    赖斯顿还以采访过世界各国领袖人物而知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采访过从罗斯福到老布什等9届美国总统，还在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采访过诸如赫鲁晓夫等各国政要。由于《纽约时报》在新闻界的地位和赖斯顿的知名度，任何政治人物都不敢轻视赖斯顿的采访，因为不仅民众十分相信这位记者写出来的评论，而且他的采访很可能第二天就会出现在各大报刊的头版。美国前总统约翰逊曾说过：“如果你想让华盛顿的人读到一篇东西，最好交给赖斯顿发表，政府中无人不读他的专栏，而且非读不可。”
    1971年，当中美关系刚刚出现缓和，62岁的资深记者赖斯顿应邀前往中国采访。赖斯顿的本意当然是想采访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了解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局势的看法，试探中美和解的底牌。到达中国以后，阴错阳差，还没等见到任何重要的人物，赖斯顿便遭到一次“重大的打击”，突然腹痛难忍，被诊断患了急性阑尾炎，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术治疗。手术非常成功，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但术后赖斯顿感到腹胀不适，接受了针灸治疗，并在中国的医院里有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
    时报副社长住进中国医院的消息传到纽约，报社上下自然十分关注，《纽约时报》特意连发了两次消息，一则说赖斯顿手术顺利，另一则说他正在康复还接受了针灸治疗，赖斯顿因此立即成为民众最关注的病人。而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赖斯顿因为躺在病床上“没什么可以写的”，就写了一篇有关自己患病和手术的纪实报道，将自己的经历如实道来，以回答美国民众的关心和对中国的好奇。接到来自北京的电传后，时报的编辑不敢怠慢，马上将赖斯顿的稿件发表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就是这篇本意为“报平安”的文章，却意外地引起了美国公众对中国针灸的极大兴趣，这是作者和编辑都未曾料到的。
    为准确地表达赖斯顿的原意，现将原文翻译如下：
    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在北京的阑尾炎手术
    《纽约时报》l971年7月26日，第一版右下角报道转第六版詹姆斯•赖斯顿
《纽约时报》特别报道
    北京，7月25日(1971年)为纪念失去的阑尾而发表讣告似乎有点荒唐，但正因为如此，笔者才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有机会从内部了解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医院的政治和业务发展情况。此报道就是我的经历和见闻的记录。
    简而言之，中国总理周恩来请了ll位在北京的医学权威为我会诊，然后反帝医院(原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吴蔚然教授于7月17日使用了常规的腹部局部麻醉法，注射了利多卡因和苯佐卡因后，为我做了阑尾切除术。
    手术没有任何并发症，也没出现恶心和呕吐。整个手术过程中我一直处于清醒状态，中国外交部的马毓真为我做翻译，在术中我完全按照吴教授的要求去做，两个半小时后就顺利回到了我的房间。
    可是，术后第二天晚上，我的腹部有种似痛非痛很难受的感觉。该院的针灸医生李占元，在征得我的同意后，用一种细长的针在我的右外肘和双膝下扎了三针，同时用手捻针来刺激我的胃肠蠕动以减少腹压和胃胀气。
    针刺使我的肢体产生阵阵酸痛，但至少分散了我的腹部不适的感觉。同时李医生还把两支燃烧着的像廉价雪茄烟式的草药艾卷放在我的腹部上方熏烤，并不时地捻转一下我身上的针。
    这一切不过用了20分钟，当时我还想用这种方法治疗腹部胀气是否有点太复杂了，但是不到一小时，我的腹胀感觉明显减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复发。
    我将在本文的后面再提到关于针灸和草药的理论及一些争议，但现在我要提出几点声明。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最近来自中国关于针灸治愈失明、瘫痪及精神病的许多报道已经令美国方面推测中国人很可能在针灸和草药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但我并不知这些推测是否正确，我也没有资格作出这种判断。
                          并非记者的雕虫小技
    有人讲我的意外事件，至少是针灸的经历，只不过是记者的一个雕虫小技，以达到了解一下针刺麻醉的目的。这种说法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实在是过高地估计了我的想象力、勇气和牺牲精神了。为了搞到好新闻我的确可以作出很多牺牲，但还不至于半夜里去开刀或主动要去当实验用的荷兰猪。
    虽然没有任何医学证据，但我想起来我患急性阑尾炎同白宫的基辛格有关。他于7月9日到达中国，我同夫人恰巧于前一天到达中国南方。
    但当我们到达广州时，中国的官方陪同告诉我们访问行程有变，我们在广州多呆了2天，然后于10日改乘火车前往中国首都北京，于12日到达。我们曾争辩过，要求立刻坐飞机前往北京，但得到的答复是：那是不可能的。
    3天之后，7月15目的上午l0点30整，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正在我极力向中国外交部官员解释，如果我能采访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其他有关政府要员，将是十分有益的事。突然，外交部新闻司的负责人陈楚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说有一条小新闻要告诉我。他说：“基辛格于7月9～11日访问了北京，我们和美国将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前访问北京。”
    现在想起来，正是在那时，我的下腹部出现了第一次刺痛。到了晚上，我的体温已高达华氏103度，在蒙咙中我好像看到基辛格飘浮在睡房的天花板上，从大篷车里向我发出阵阵冷笑。
    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反帝医院”，此医院有很多栋灰墙绿瓦的楼房，坐落在北京中部的高墙大院之中。
    医院是由纽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16年资助创建的。开始叫协和医院一北京，后来改称北京协和医院。
    说来也巧，我离开纽约之前，曾接到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奥利弗•麦科伊医生的来信。信中说，1951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正式接管之前，中华医学基金会一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负责协和医院的建设和管理。麦科伊医生还说，假如我们在北京碰巧看见“离紫禁城东南角不远处有一群灰墙绿瓦的楼房，可以顺便询问一下，那是什么地方，一定会挺有趣”。我后来的经历证明，确实很有意思。
    夫人和我住进了医院的5号楼，此楼专门接待西方外交官和家属。在我们入院的那天晚上，墙上挂有大幅毛主席语录“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一切走狗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在我们住院期间被摘下)。
    一入院我们马上就乘电梯到了三楼，被安排在一套朴素但舒适的房间。房间里挂着镶有淡蓝色边的毛主席诗词画卷，透过高大的窗户，可以看到满是松柏的花园。当天晚上气温炎热似火，达华氏95度，而且很潮湿，房中的电扇只是吹风而已。我随即宽衣卧床。
                                  化验和体检
    过了几分钟，曾到新桥宾馆看过我的两位医生来了，告诉我要做一些化验检查。其中之一是李邦琦教授，他温和善良，是我的“负责医生”。另一位是朱预，他是外科医生和反帝医院的讲师。
    李教授能听懂和讲一些英语，他向我解释，一会儿还有其他医生要给我做体检，然后要进行会诊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一大群护士和护理员轻轻地走进了房间，他们检查了我身上所有动和跳的器官，从我耳垂取了血，不断测量我的体温，并测量了脉搏和血压。对我心电图查出的轻度心律不齐有点担心。她们的服务无微不至，安静，且不失温柔和欢快。
    一小时后，周总理请的会诊专家到了：包括外科医生、心脏科专家、麻醉医生、医院革命委员会委员，即医院领导。大家轮着听了我的异常心跳。
    我感到自己像搁了浅的白色鲸鱼，在医学展览会议上供人参观，会诊最后结束时，我真感到一种解脱。会诊的结论是：“急性阑尾炎，应该尽快手术”。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当时实在没时间再拖延了。
    晚上八点半过一点，他们推着我通过了昏暗闷热的楼道，进入了有空调的手术室。吴蔚然医生，一位非常聪明可爱的先生，脸上带着智慧和迷人的微笑，接管了我。他将我紧紧地，但又很舒适地固定在手术台上，在我的头前放了一个挂着毛巾的铁架，这样我只能回头看见我的翻译，看不到我的前面。随后，医生在我的背部注射了局部麻醉药。
                                      十全十美
    从那以后，一切都是十分完美。晚上ll点，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同夫人谈话。医生们来安慰我说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还给我看了从我体内取出的那个作祟的“小垃圾袋”。他们请求我的翻译金桂华留在医院，并给我注射了镇痛剂，还点燃了晚上用的螺旋状的蚊香。
    此后，我感觉一定是住在世界上最安静的城市医院里，一边不断增加体力，一边对我周围的医生们的政治和医学观点更加好奇。
    他们认为两者是不可分开的，并且很坦率地说，自从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广大的中国民众服务，即为80％的人民群众服务。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医学教育和程序都发生了转变。反帝医院医生的平均收入约每月l50元人民币，相当于65美元。他们轮流花6个月或更多的时间为农村和公社培训赤脚医生。其目的是尽快为共和国培养年轻的医疗服务大军。他们的训练始于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
    反帝医院由4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负责，包括主任Tung Teo和他的副子Huang Chun9—li，Shen Pa0—hun9和Tsui Chin9—yi，其中两位是医生，另两位不是医生。
                                    讨论和批评
  他们经常和专业人员开会讨论毛主席思想，同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讨工作。他们讨论时带有像宗教信仰一样的虔诚，像读祈文一样反复重复需要为国家改进工作，提高觉悟。
    要想知道中国医疗问题的急迫性和为什么在医学训练上强调数量而不是质量，必须首先了解问题的范围。埃德加•斯诺曾引用美国卫生部资深外科医生威廉•陈的话：在1949年共产党接管以前，每年有400万人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尽管有l．2万名经过科学训练的医生，但仍有84％住在农村的民众支付不起私人医生的医疗费用。
    这些数据可能帮助解释现在为什么中国需要快速发展医疗队伍和政府决定促进草药和针灸的使用。
    为我进行针刺和草药治疗的李占元医生并没有读过医学院。他现年36岁，曾以学徒的方式跟该院的一位退休针灸师学习针灸。数以千计的年轻徒弟正在接受相同的训练，同他们一样，他要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数年。他认真地对我讲：“宁可伤害自己一千次，也不应伤害他人一次”。
                            观察到的疗效
    其他医生面带敬意看着他在我身上扎针并用点燃的药草在我的腹部熏烤。李邦琦教授后来告诉我他原来并不相信针灸，“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针灸有很多用途”。
    该院外科的Chen Hsien-jiu教授说他研究过针灸对手术后便秘的作用。他们让病人口服钡餐进入胃中，然后在荧光屏上观察针刺肢体穴位怎样促进肠子的蠕动和减轻症状。
    就连主张西医的人也承认迫切需要创新和发展传统技术。
    斯诺曾引用过这个医院前副院长的话：“疾病有内因和外因，高级神经系统支配整个系统功能。”
    李教授说，尽管他还有所保留，他不得不在理论上相信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疾病可以由各器官之间的不平衡引起，针灸刺激可以通过去除病因，解除阻塞，或拮抗作用达到帮助恢复平衡的功能。
    报道神奇治愈
    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正在报道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病例，包括解除消化系统的疼痛、精神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有关病变。报告治疗成功的病例不但包括瘫痪和关节炎，对于失明和耳聋也有非常好的疗效。
    虽然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报道的真实性，但反帝医院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的深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很明显，毛泽东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传染病，在受过很好教育的城市人中，也包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苦难的人们中流传。
    当李教授给我拆线放我出院时说：“这一切仅仅是刚刚开始，医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院每天治疗2500～3000名病人，有超过100人接受针灸治疗。治疗的疾病包括从严重头痛到关节炎等，我们还在不断地探索新的应用。”
    我离开时心怀感激和一丝遗憾，尽管因医院的名字和挂在墙上刻薄的政治标语口号，但医院本身充满人道，生机勃勃。此医院可能并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当年创建时想要的那样，但是如同中国今天其他事情一样，她正在走向与以往不同的，古老的和崭新的一种结合。
    读过原文，我深感赖斯顿不愧为国际知名的大记者，文章不但清晰简洁，而且还幽默有趣，可读性很强。更重要的是作者只是如实地报道了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对他本人不熟悉的医学和针灸没有妄加评论，仅仅描述了事实，丝毫没有哗众取宠，制造新闻之嫌。虽然是大记者写了个小故事，但是这篇文章对普及针灸的历史作用，是作者本人不曾预料到的。赖斯顿夫人对针灸的兴趣更高，她不但做了大量有关针灸的采访和笔录，还替赖斯顿为读者回信，后来还为一本针灸著作写过序言。
    赖斯顿的文章白纸黑字将他的阑尾炎手术过程和术后接受针灸治疗的经历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应该是历史考证最有力的证据。把真实的故事同美国“民间传说”相比，虽然在细节上面目皆非，但故事渊源还是一致的。民间“口头文学”尽管可信程度不高，不足以作为历史证据，但传说和演绎的过程和对事实的渲染本身充分反映了传播故事的人们美好的愿望，也反映了西方人对古老的东方医疗术的期盼。那么，中国的针灸术是否能满足西方人的期望?针灸是否被美国人接受了呢?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涉及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