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高尔斯顿(Arthur W．Galston)博士评价自己是“一个偶然的生物学家”(An accidental biologist)，其原因是小时候家境不宽裕，只有读农学院可以免学费，因此放弃了当医生的梦想，上了伊利诺伊大学(UIUC)。照此逻辑，我可以算是“一个偶然的中医”，因为我小时候梦想当一名航天工程师，从未想过要当医生。在我考大学的那个年代，需要服从分配，我阴错阳差地被分到了中医学院。到了学校才发现，同我命运相同的人很多，多数新生对中医都毫不了解，或是盲目崇拜，或是鄙视，学习了5年后还是有点糊涂，经过数年的临床实践，才有点醒悟，中国内地这种培养中医的制度可以称为“先结婚后恋爱”。
    做了几年“郎中”以后，我于1987年1月到美国留学，主攻生物和分子免疫学。也是由于经济的原因，我选择了给我全额奖学金的伊利诺伊大学，一不小心同赖斯顿(1932毕业)和高尔斯顿(1943毕业)都成了“校友”，只不过我博士毕业那年已经是90年代了。
    由于我的中医背景，所以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中医和针灸在美国的发展情况。记得我刚到美国不久，并不知道当时美国针灸发展处于“低潮”，曾向中国内地的同行报告说：“美国没有针灸热，至少现在没有。”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美国可能隐藏了一段不为中国人所知的针灸历史，这段历史还没有人做过认真的研究。作为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留美学者，我觉得有责任揭开美国针灸热的“秘密”，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于是，我在从事“养家糊口”的工作之余，自愿步入研究美国针灸史这个“冷门”领域。十几年下来，我“挖掘”出了很多有关美国针灸热的历史故事，将一些美国针灸史的片段写成文字不等的文章，发表在《世界日报》星期日的《世界周刊》和其他媒体上，先后发表了近l0多万字。文章发表后我意识到，这些“副业文章”有很多读者，同我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主业文章…‘无人问津”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记得有一位美国科学家曾经说过，平均下来，发表在专业杂志上的文章只有5位读者，其中还包括文章的审稿人。《世界周刊》是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刊，据说发行量达30万份，读者面极其广泛。我所认识的中西医生中有很多人都读过我的文章，通过文章我还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些读者还搜集我的文章，也有的针灸学校老师用我的文章做教材讲给学生听，还有的读者在会议上遇到我时索取签名。这充分说明大众对中医药文化和中美交流历史的兴趣，人们渴望了解中医针灸在美国的真实状况，这些都是对我“义务”从事这项研究的激励。
    在研究美国针灸热的历史中，我还有机会结识了众多为针灸西进作出过贡献的东西方人士，其中包括中西医生、记者、政客，以及众多受益于针灸的患者。尽管我与其中的一些人至今未曾谋面，有些前辈已经过世，但我自觉已经成了他们的朋友，甚至成了赖斯顿的“粉丝”。在研究有关史料中，我深深地为他们的行为所感动，可以说这本书也是为他们而写的。
    历史事实和中西医临床实践的经历改变了我原来对中医针灸的理解，迫使我要从整体的角度去看一个局部事件，用社会、历史、科学和医学等不同观点来理解中医针灸，需要收集大量的信息和史料，用结果来推测原因，类似中医的“望、闻、问、切”和“治病求本”。在美国多年来，我尽力收集一切有关针灸的文字资料、纪念文物、散在民间的传说、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及封存在老报纸和IEI杂志中各种关于针灸的报道，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拼出一幅美国针灸热的历史图画。
    至于这本书所描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