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西方民主法治国家，事事都要按法律和法规来办。如果出现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法律制度和规定来约束，就可能进入一种“真空”时期，出现既没有法律规定可以，也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的局面。针灸70年代初在美国开始流行时就处在这样一种没有法律管理的“尴尬”局面。
    最初没有法律管理的环境实际上给针灸的发展提供了很多自由，使针灸处于“市场调节”的状态，而且是一种无政府的发展状态。市场对针灸需求的骤然增加，使很多人觉得有利可图，必然造成泛滥。因为美国没有针灸执照管理的历史，谁都可以自称为“针灸师”为人看病扎针。有的美国人编造曾经获得“东方医学博士”学历，实际上“查无此校”；也有的华裔谎称自己为“祖传针灸师”，其实根本无法核实；还有的人几个月前还是餐馆的大厨，去了一趟香港回来就成为“针灸大师”。当然，大多数当时改行从事针灸业者都多少有些中医或医学的背景，少数有较深针灸造诣的人士则如鱼得水，不失时机地投入到美国的针灸热潮中。但是，这些在美国“自封的针灸师”都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没有法律保护。
    在针灸热的初期，针灸的市场显然是“卖家市场”，“消费者”如同无头的苍蝇，到处寻找针灸师，针灸开业者一般不用担心缺少“买家”。只要治好几个患者，有点知名度，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患者上门，生意好的针灸师财源滚滚，日进斗金。虽然在市场调节的状态下，消费者的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护，但由于针灸本身风险很小，所以对消费者来讲，法律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要紧的是到哪里去找能治病的针灸医生。
    面对针灸热潮，首先感到危机的是美国的传统西医界O美国医学会(AMA)是美国最有权力和影响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在全美各地设有分会，参与或影响几乎美国任何有关医药和健康方面的决策。总统竞选人如能应邀到美国医学会讲演也是很大的荣誉，早年克林顿总统医疗改革流产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来自美国医学会的阻力，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也少不了同美国医学会的博弈。
    如前文所述，l972年纽约第一个“针灸中心”在曼哈顿挂牌开业，不到一周，该诊所接到了8000多个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预约电话。当时一般典型的西医诊所每天只能看l0～20个病人，8000多个病人预约扎针灸，这确实是个天文数字，加上媒体的渲染，此事当即引发美国医学界和医疗管理部门的担忧。
    面对突然出现的“针灸危机”，纽约医学会当时连日开会讨论对策，决定对纽约医疗管理和执法机构施压，修改过去的法规条例，将“针灸”纳入“医学治疗”，针灸的消费者自然就成为“患者”，这样没有医疗专业执照的人扎针就成为“非法行医”，可以受到法律的制裁。政府部门对法律规则的修改或新的“解释”，为执法部门提供了依据，于是就出现了1972年纽约市执法人员大批逮捕针灸师，查封中医诊所的事件。在此前后，美国加州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有悖常理的是，反对针灸的西医们一方面说针灸是“未经验证的疗法”，不能纳入医疗系统，而另一方面又坚持无医生执照的针灸师扎针是“非法行医”，应当受到“行医法”的约束。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针灸师们的解释是，这些西医看到针灸生意很好，无非是想把针灸作为一种赚钱的手段纳入自己的管辖，害怕自己的病人被针灸师抢走。后来，美国医学会果然开始在各州推动只有执照西医师才能合法地扎针的法律条款，这样的限制至今在美国一些州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
    美国针灸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