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字记载以外，考证美国针灸热的另一方面证据应该来自“当事人”的记忆。虽然“当局者迷”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知情者”也并非一定知晓事件的全貌，但当事人所能提供的历史回忆有着文字资料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当事人可以澄清传说中和文字记载中的错误和矛盾，告诉我们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尤其是有关美国针灸热起因的故事流传着很多不同的版本，到底哪种说法最符合历史事实，直接得到当事人的证实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尽管赖斯顿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清楚地描述，他的阑尾切除术使用的是常规的药物麻醉，但他并没有否认医生为他使用了针刺麻醉。而后来流传的有关他在北京手术的各种故事，大多数提到中国医生在手术中为他使用了针刺麻醉。这些“故事”很可能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赖斯顿本人或许也有责任。比如本书前文提到赖斯顿在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最后期限》中对他的中国之行做过精辟的总结：
    “我的历险并不亚于马可波罗，我虽然错过了基辛格的访问，经历了手术针灸并失去了我的阑尾，但我却采访到了几个好故事，还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有很多人。”
    这段话的英文原文是这样的［10］：
    “I have more adventures than Marco Pol0．I missed Kissinger and lost myappendix in an operation by acupuncture．but I got a couple of good stories anddiscovered that China was a very big place with a lot of people．”
    通晓英文的人会发现，笔者在翻译中“做了点手脚”，按照我对事件的了解故意模糊了译文。原文“lost my appendix in an operation bv aeLipuncture”应该直译为：“在用针灸的手术中我失去了阑尾。”这是否意味着他经历了“针刺麻醉手术”?是赖斯顿讲述人们对事件的印象还是描述他的亲身经历?这些问题大概只有赖斯顿本人才能回答。
    更加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赖斯顿访华时中方翻译的回忆，在一份文稿中这样记载：
    “大夫确实对他(赖斯顿)实施了针刺麻醉，只是考虑到赖斯顿是一位特殊的病人，为增加保险系数，在实施针刺麻醉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常规麻醉。”
    上述事实表明，在未找到当事人和更权威的历史记录之前，有关赖斯顿在北京的手术是否使用了针刺麻醉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笔者曾在《世界日报》的《世界周刊》发表过“来自东方的针灸热” ［149］，以纪念美国针灸热30年，但当时并没有找到赖斯顿文章中的“当事人”，所描述的历史过程主要是根据在美国所能查到的文献，证据有限。随着深入研究，美国针灸热的导火索被锁定在赖斯顿l971年7月26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开刀记”后，有关的“当事人”就变得清晰了。除了赖斯顿本人以外，其夫人莎莉，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针灸医生，以及赖斯顿的中方翻译应该是最关键的当事人了。可是，当我这个“业余”针灸史研究者，在事件发生30多年后想要寻找这些人物时，却发现这并非是件易事。
除针灸师外都是“名人”
    第一号人物赖斯顿是美国新闻界的大人物，但他已于1995年过世，除了可以找到他的一篇“开刀记”和他在回忆录中类似的描述以外，几乎查不到他本人对针灸经历的任何其他文字，显然，要同他本人核实任何事是不可能的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凯利(Keith Kelley)教授那里了解到，我还能同赖斯顿先生攀上“校友”，只不过他早我60多年毕业于香槟伊利诺伊大学的新闻专业。赖斯顿的家人曾于1999年将赖斯顿一生的手稿和资料捐给了伊利诺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