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工不废外治”。外治法是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之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可供查考的历史资料来看，远古祖先用“砭石”(一种楔形石块，其锋可代刀针)放血、刺患处；用树枝、兽皮、苔藓、草茎、泥灰、唾液敷创伤；用树枝、干草燃烧烘热身体，御寒去疾等皆是针、灸、敷贴、热熨等外治法的自发起源。
　　最早记载外治法的医书是《五十二病方》帛书，是我国现存的最早中医文献。此书系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文物，大约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全书共300方，现已整理出283方淇中外治方达一半以上，有洗浴、浸渍、熏蒸(包括烟熏、水熏)、热熨、敷涂、砭刺、灸、按摩、刀圭(手术法)、角法(拔火罐)等法，这说明在公元前400年以前，外治法已成为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
　　秦汉时期，外治法开始从一般运用逐渐上升到理论上的初步阐述。《淮南子》已有用冰雪止痛、止血、消肿的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许多外治法及相关理论，如有“其外者渍形以为汗”、“桂心渍酒以熨寒痹，用白酒和桂心以除风中血脉”等治法，该书为后世外治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记载的外治法尤为详尽，成为仲景辨证论治学术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见诸记载的有：
　　(1)浴洗法：如用百合洗方治“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用狼牙汤洗治“阴中蚀疮烂者”；用苦参汤外洗治狐惑病之“蚀于下部则咽干者”；用矾石汤“浸脚”治“脚气冲心”等。
　　(2)扑粉法：在服大青龙汤后有“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的记载。
　　(3)外敷法：如《金匮要略》用黄连粉治“浸淫疮”；用王不留行散“粉之”治小疮。
　　(4)熨摩法：《金匮要略》载有用头风摩散(附子、盐)治风寒侵袭经络引起的发作性头痛方。
　　(5)熏法：《伤寒论》有火熏取汗法，如太阳病未解，“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而熏之”。
　　(6)点药法：如《金匮要略》有“治小儿疳虫蚀齿方”，即取雄黄、葶苈，“二味末之，取腊月猪脂熔，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蘸药烙之”。
　　(7)含噙法：如《伤寒论》用苦酒汤含噙治“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中医认为，苦酒能敛火降气，用之有内治而兼外治之功。
　　此外，还载有搐鼻法、纳鼻法、灌耳法、坐导(肛门给药、阴道上药)法、针灸法等，这些方药及治法一直被后人推崇并发扬光大。
　　唐朝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收集医方4 500多首，其中有1 200余首外治方，运用了50多种外治法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临床各科病症的治疗与预防。其中，五官科的油膏、滴剂、粉剂、冲洗剂、漱口剂等及皮肤科的面药及美容脂剂，要比西方医学早若干年。
　　宋及金元时期，内科名医张从正专门深入民间，搜集外治方药。其著作《儒门事亲》中载有引涎、漉涎、催泪、搐嚏、熏蒸、涤洗、熨烙、针刺放血、导引、按摩等外治法。元朝齐德之《外科精义》中，除载有用膏敷、刀针、火烙、洗涤法治一般外科疾患外，还用腐蚀性化学药物(轻粉、雄黄、砒石等)治顽固性外科病症如结核、瘘管等。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不少内病外治法，仅小儿外治方就有232首。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几乎囊括前人一切外病外治法，有不少方药迄今还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所喜用。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的《串雅内编》、《串雅外编》，搜集整理了许多"th村辟邑，仓卒即便”的民间单方和“串铃医生”的内、外病外治验方。晚清中医外治大师吴师机(尚先)的专著《理瀹骈文》对外治作用机理、选择药物、赋形基质、敷贴部位、辨证施治方面还作了理论上的系统阐发，使外治法形成了独特的体系。至此